侦查监督的界定与运作
冯春明

[内容提要] 侦查监督系指监督机关对刑事侦查行为实施法律控制。在我国，由于刑事诉讼法将刑事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环节，因此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可分为两个部分：刑事立案监督和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前者是在侦查权的发动以及侦查程序的开启上实施的监督，而后者则是就立案后的侦查过程实施法律监督。立案监督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是一个程序问题，凡符合立案监督条件的案件均应纳入立案监督的范围，立案监督活动同其它法律活动一样，始终贯穿着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专门法律监督，其目的是确保侦查活动的正常进行，以维护司法公正。侦查监督活动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得以实施的具体体现。本文拟以立案、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以及我国的警检关系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以探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监督机制之途径。


刑事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活动的极易损权性决定了刑事侦查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了维护司法公正、有效地惩罚犯罪和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我国《宪法》第129条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权，《刑事诉讼法》第87条亦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活动中的立案监督权。但是，目前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运行，尚处于磨合阶段，有许多尚待梳理、完善之处。因此，笔者拟以立案、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就侦查监督的界定与运作做一探析。
一、立案、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存在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在行使立案、侦查监督职责时的难度非常之大。同时由于现有监督制度的缺失、监督权限的困锁，加之法律监督价值取向的过于理想化，导致各地程度不同的存在监督的形式化、空洞化，以致出现监督不力、纠正违法不到位，及由于过分强调监督的数量而出现监督质量不高、不应当监督的案件被监督，应当强化监督的案件得不到有效监督的情况。
（一）立案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由此可见，我国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对象仅限于有立案侦查职责的公安机关。但实践中我们发现，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有其局限性的，如行政执法部门查处的违法案件中，已涉嫌犯罪的案件，由于行政执法部门未依法移交立案，公安机关则难以启动立案程序。另外，目前的立案监督活动还存在获取立案监督线索难度大和立案监督的范围过宽、过乱的问题。如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活动中，对负有立案职责的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接警记录、相关案卷，缺少查阅、调取的法律依据，以及由于对立案监督界限的模糊认识，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对公安机关尚未发现犯罪事实，本属于侦查监督部门新发现的案件线索，不该实行立案监督的案件，却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等问题。
由于出现不该监督而监督的情况，致使立案监督的数量上升、质量下降，甚至导致公安机关对立案监督效果的质疑，致使侦查监督部门将立案监督的范围局限在对“重大案件和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的监督上，从而又使众多应当实行立案监督的案件得不到有效监督。
立案监督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是一个程序问题，凡符合立案监督条件的案件均应纳入立案监督的范围，立案监督活动同其它法律活动一样，始终贯穿着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笔者认为：立案监督过程中出现上述情况，是我们对“立案监督”实质内涵理解认识上的偏差所致。因为《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的应当进行立案监督的案件，已经明确的界定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范围，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公安机关“有案不立”、“不破不立”等“不作为”或枉法不追诉的问题，其监督范围并不是仅限于“重大案件和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范围之内。若仅将立案监督限定在“重大案件和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范围之内，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将难以实现。同样将不应当实行立案监督的案件纳入立案监督的范围，也势必引起立案监督的混乱，甚至导致对人权的侵犯。
（二）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侦查监督过程中，通过审查批捕、提前介入的监督方式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其局限性是明显的。一是审查批捕过程中的监督仅限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其他案件难以纳入侦查监督的视野；二是由于审查批捕过程中的监督带有明显的滞后性，侦查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一般不会自案卷中得到反映，因而导致监督活动的被动性。另外，批捕后由于缺乏跟踪监督的措施，使侦查监督活动事实上处于失控状态；三是介入侦查带有局限性和盲目性，所谓局限性系指侦查监督部门“介入侦查”线索来源的局限性，因为决定是否提前介入的第一手材料，大多来源于公安机关拟提请批准逮捕的重大疑难案件。所谓盲目性系指侦查监督部门，在尚不掌握公安机关立案底数和案件性质及强制措施适用的情况下，导致“介入”方向的盲目性。四是法律对“介入侦查”缺乏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如介入后如何引导侦查、如何实施监督，及监督的程序、措施等均未有明确的规定，致使检察机关的介入流于形式；五是现行法律对侦查监督权缺乏硬性的规定，即使发现侦查机关的活动中有违法行为也难以得到纠正，如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已经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逮捕措施不当的，检察机关缺乏予以纠正的程序和权力。《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因此，接到通知的人民检察院即使发现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不当，也无能为力，即使检察机关事后发《检察建议》予以纠正，但为时已晚，更何况《检察建议》仅是建议而已，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再如公安机关立案后无法定理由终止侦查的，侦查监督机关亦无硬性措施依法予以重新启动侦查程序。
传统的审查监督模式，尽管可以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但该监督模式仅局限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而且是事后监督，在有些方面已经于事无补。而且就监督的内容而言，也是很不全面的，受制于案件审查的局限性。如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有无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有无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有无不应当撤案而撤案”、“有无刑讯逼供、违法取证”，是否存在“无法定理由立案后终止侦查”的情形等，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另外，就司法实践而言，侦查监督的运作及其效果，还取决于法律对检警关系的定位以及检警之间对检警关系的认识、理解和把握。
二、侦查监督活动中的检警关系
侦查监督涉及检察权与侦查权之间的运作、协调关系，即检警关系。当前世界上存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检警结合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检察官对司法警察享有领导权、指挥权，检察官主导案件的侦查程序。这一模式为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目前以法国、德国为主。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警察职权，由本篇所指定的官员、公务员和行政职员在共和国检察官的领导下进行”。在德国，侦查始终被认为是检察官的职权，司法警察只是检察官的辅助机构，其《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由检察机关主导侦查程序；第163条规定，警察在侦查过程中，只能作出“不允许延误的决定”，对自己的侦查结果应“不迟疑地”送交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进行进一步侦查。
在该种模式下，侦查权就是检察机关本身所具有的职权，故而侦查监督就不会以外部形式表现出来。其优势在于使国家行使追诉权享有极大的主动性，从而让检察官参与并指挥侦查活动，以达到使检察官准确地作出是否予以起诉的目的，体现了诉讼过程的合理性、便捷性。缺点在于检察官对案件不可能事必躬亲，不能参与并指挥每件案件的所有侦查活动，有时的决策不一定正确，影响了警察的侦查积极性。
（二）检警分立模式。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检察机关不介入侦查程序，不对案件的侦查活动进行指挥。对侦查机关的影响甚微，例如检察机关认为被移送的案件证据不充分时，可以要求补充侦查，如果警察机关不同意补充侦查，检察机关不能干涉这种自由裁量权，予以制裁的方式只是结束案件的诉讼。明确区分侦查权和起诉权是英国皇家检察院赖以建立的原则之一。①美国、加拿大也基本采用此制度。
该种模式可以充分发挥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同时也使得检察官对案件的审查更为客观，缺点是难以实现诉讼过程的公正快速实现，妨碍国家追诉权正确有效地行使。检察官难以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只能在侦查机关提供的案件材料和证据基础上决定是否起诉。为改变检察官没有侦查权、监督权的被动局面，在最近的司法改革中，检察机关开始向警察部门派遣律师，以便在收集证据上向侦查人员提出建议，但只是具体的司法实践探索，没有立法规定。由此可以发现，该种检警模式下，因侦查权与检察权互不干涉，检察机关无法客观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
（三）检警混合模式。混合模式是检警结合和检警分立的结合体。目前以日本为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日本法律规定，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和警察应相互协助；同时在侦查程序中，检察官是具有参与权和指挥权的。因此，在该种模式下，是不存在侦查监督的。这种模式能很有效地避免前两种模式的弊端。在侦查案件中，总体上保障检察官的主导作用和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司法警察的独立性。
与上述三种模式而言，我国的检警关系在刑事诉讼中独具特色。在案件的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法院分别行使侦查、起诉、审判的职权；由于我国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检警关系主体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检察官与警察各司其职，均保持有很大的独立性，公安机关负责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检察机关只就少数由法律规定的几类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没有领导指挥权。2、检警之间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具体表现在检察机关中侦查监督部门的三大职责：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查批捕；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不批准逮捕或不起诉的决定有异议时，可以要求复议、复核。这是根据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以及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确立的。
继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一分为二，成立审查批捕厅和审查起诉厅，2000年这两个厅又分别更名，将审查批捕厅改名为侦查监督部门，并规定其职权分为对公安机关及本院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对公安机关及本院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的监督、审查批捕三部分。说明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有了重新的认识和提高。侦查监督工作已经成为检察机关的工作重点之一。
当前世界上存在的检警结合模式、检警分立模式、混合模式等既有其可行之处，也有其弊端。鉴于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笔者认为，我们应依据我国宪法，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检警关系，即“检警配合、制约模式”。需要说明的是： “检警配合、制约模式”的核心内容应当是“制约”，因为“制约”才是“检警配合”的最好形式，检警之间只有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才能更好地体现检警之间的配合关系，从而保证侦查活动依法进行，进而达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
三、侦查监督的界定与运作
侦查监督系指监督机关对刑事侦查行为实施法律控制。在我国，由于刑事诉讼法将刑事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环节，因此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可分为两个部分：刑事立案监督和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前者是在侦查权的发动以及侦查程序的开启上实施的监督，而后者则是就立案后的侦查过程实施法律监督，因此可统称为侦查监督②。笔者赞同以上观点，因为立案与侦查毕竟处于诉讼前、后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所以将侦查监督分为广义的侦查监督和狭义的侦查监督，这既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又便于司法实践中的理解和运作。
所谓广义的侦查监督，它包括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和刑事立案的监督两部分，其说明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活动的内容就是检察权行使的内容；狭义的侦查监督则不包括立案监督，它是就侦查过程实施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后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专门法律监督，它有利于侦查监督活动的具体实施。
（一）立案监督的界定与运作
首先，笔者认为，我国司法界对立案监督的范畴的界定值得商榷，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8条将检察机关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纳入立案监督范畴，司法实践中亦将“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与“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纳入“立案监督”的同一框架之中。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与“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而实施的监督。立案监督，即侦查的发动，它是检察机关针对公安机关的“不作为”而实施的监督。另外，就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段而言，刑事立案监督活动开始于刑事诉讼程序启动之前，结束于刑事立案之后，目的是为了解决侦查机关有案不立的问题。而“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则表现为侦查机关违法立案、违法办案，使“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被错误地纳入了刑事诉讼轨道。此时，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已经开始，其在客观上已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显然，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只有通过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实施监督和纠正，才能实现法律监督的效果。同时，鉴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活动开展于侦查机关的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问题，只有通过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监督才能发现和解决。再者，尽管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行为看似属于“立案”的范畴，但立案后其侦查活动已被合法化，当事人已被错误地纳入刑事诉讼轨道，其人身权利已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害，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始于侦查监督环节，此时若不将其纳入侦查监督范围运作，将使侦查机关已有的侦查活动游离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之外，单一地纠正公安机关的“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只有通过侦查监督活动才能有效地纠正和解决侦查机关违法立案、违法侦查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根据这一规定，一是具备两项条件可以立案。其一是有犯罪事实，即立案的事实条件；其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立案的法律条件。二是根据法律规定，公、检、法三机关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对已发生的刑事案件有立案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见，刑事立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监督，它是刑事诉讼程序启动前的监督。因此，笔者认为刑事案件发生后，纳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法定形式，是侦查机关就案件事实所作出的立案决定。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的范围，应注重从侦查机关行使立案权力方面予以设计和界定，以解决公安机关有案不立，受害人状告无门的问题。因此，检察机关进行立案监督活动的时间段，应界定在刑事案件发生后至公安机关立案前，立案监督的案件应界定在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范围之内，进而明确立案监督的时间和范围，使已发刑事案件及时纳入刑事诉讼轨道。
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所谓“不立案”主要有下列三种情况：一是由于对案件的定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不准而“未立案。”如是强奸还是通奸、是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等；二是由于尚未发现犯罪事实而“未立案。”如被害人未到公安机关报案、行政执法部门未向公安机关移交案件等；三是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如为了提高“破案率”和减轻破案的压力而“不破不立”、为使犯罪嫌疑人免受追诉，徇私枉法“不立案”等。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情况中，第一、二种情况检察机关不应实行立案监督，因为公安机关在主观上并不具有“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故意，其不应被视为公安机关的“不作为”。上述两种情况，检察机关受理举报或发现犯罪事实后，应作为案件线索向公安机关提供，并共同就案件的定性进行分析和把握。但是检察机关认为应当立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而不立案的，检察机关应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第三种情况应属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范围。因为公安机关“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直接阻碍了诉讼程序的启动，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上述情况说明，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应界定在公安机关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范围之内，检察机关只有将立案监督明确锁定在 “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范围，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监督效果。
另外，就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活动的监督途径而言，有效地掌握案件的第一手材料是实施立案监督的前提，除在审查案件、受理群众来访的过程中发现线索外，走访调查、调取案卷及对公安机关的接警记录、报案记录的全面掌握是发现立案监督线索的有效途径。但落实上述问题，特别是侦查监督部门初查权的配置、“调取案卷”和“对公安机关的接警记录、报案记录的全面掌握”等，尚缺监督权及其程序设计上的支持。面对公安机关的“不破不立”、枉法“不立案”等情况，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必要的初查权和刑事案件侦查权，同时赋予侦查监督部门调取侦查机关相关案卷、调取公安机关的接警记录、报案记录的权力，以及对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给予纠正和对职务犯罪进行初查的权力。同时对于行政执法部门不移交刑事案件的问题，亦应当纳入立案监督的范畴，因为行政执法部门不移交刑事案件，直接阻却了刑事诉讼的启动。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权要求行政执法部门说明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理由，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理由不能成立的，检察机关应通知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检察机关向行政执法部门发出的《移交公安机关立案通知书》与向公安机关发出的《立案通知书》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公安机关接到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案件后应当立案。因为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监督，事实上是立案监督的延伸，但这需要通过法律手段作进一步的规范。
（二）侦查活动监督的界定与运作
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专门法律监督③，其目的是确保侦查活动的正常进行，以维护司法公正。侦查活动监督，其对象包括行使侦查权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中的自侦部门。因此，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及侦查权的行使均应纳入被监督的范围。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实施监督的时间段，从广义上讲，应自侦查机关立案始至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止，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均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但是，鉴于公诉审查阶段的监督属事后监督，明显带有滞后性，因此，笔者认为在侦查监督时间段的界定上，要注重强调“同步监督”的效果，应将侦查机关立案至侦查机关侦查终结这一时间段，作为侦查监督部门实施监督的时间段予以界定，这样更便于对侦查监督机关的职责和监督程序进行设计，也便于侦查监督部门有效的实施监督。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可概括为下列五种途径：一是传统的审查监督。即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通过审查案卷、复核证人、提审犯罪嫌疑人等手段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施监督。二是宏观监督。即检察机关通过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情况的全面掌握，以求达到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督，它涉及对公安机关立案前、后的所有案件侦查流程的宏观把握。三是介入侦查监督。即检察机关可以直接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通过介入侦查实行监督。四是通过受理有关的控告、举报线索进行监督。五是跟踪监督，即对批捕或不批捕的案件，关于强制措施的执行情况及对侦查活动的执行情况进行的监督。
侦查监督活动贯穿于侦查活动的全过程，目的是防止和解决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违法办案，侵犯犯罪嫌疑人、证人、被害人合法权益及违法变更强制措施、枉法不追诉等问题。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侦查活动的监督主要发现和纠正以下违法行为：1、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的；2、对被害人、证人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3、伪造、隐匿、销毁、调换或者私自涂改证据的；4、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分子的；5、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6、在侦查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7、在侦查活动中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8、贪污、挪用、调换所扣押、冻结的款物及孳息的；9、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规定的；10、违反羁押和办案规定的；11、在侦查中有其他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行为的④。
笔者认为，将上述十一种情形纳入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对无法定理由“立案后终止侦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应当纳入侦查监督的范围，因为“立案后终止侦查”事实上就是对犯罪的放纵，而“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的侦查，直接侵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对公安机关撤案问题应有明确的界定，因为，所谓“撤案”系指公安机关经立案侦查后，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所做的撤案处理，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案件”的撤案，即公安机关经侦查认为案件事实不能成立而撤案，该种情况公安机关应当撤案；二是对“人”的撤案，即经侦查或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及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而撤案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作撤案处理并不意味着对案件作撤案处理，公安机关对尚未破获的案件有继续进行侦查的义务，不能因此而撤案。目前侦查监督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非仅仅是侦查监督的范围问题，而是侦查监督权的配置和完善问题。然而，若完善侦查监督权的配置，必须对监督范围有明确的界定。
笔者认为，侦查监督的核心内容是对侦查程序的监督，因此“不应当撤案而撤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违法使用、变更强制措施”、“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及“立案后无法定理由中止案件侦查”等，应作为侦查监督活动的重点。因为，刑事诉讼活动只有寻求程序公正，才能实现实体公正，侦查监督只有立足于程序监督，才能确保侦查活动的公正性和实体的客观真实性，否则，实体公正将无从谈起。另外，只有以程序监督为核心，才能在侦查监督的程序设计上寻求“同步监督”的效果。
所谓“同步监督”，是相对于“事后监督”而言的侦查监督活动，系指侦查监督部门自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至侦查终结期间，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所实施的监督。其同步性表现为：侦查监督活动与侦查活动的同步性、宏观监督与微观监督的同步性。
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系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活动程序合法性的监督，是侦查监督活动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侦查监督部门应将侦查程序监督作为侦查监督活动的重中之重，并将其建立在与侦查活动同步、宏观监督与微观监督同步的基础之上。因此，在侦查监督权的配置上应有所突破，如建立公安机关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变更强制措施及撤案备案制，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立案、采取、变更强制措施或撤案后，应向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备案，从而，使侦查监督部门从宏观上掌握公安机关的侦查情况和侦查动态，以便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督。同时赋予侦查监督部门调阅案卷（包括副卷），跟踪监督的权力，建立侦查监督部门对公安机关受理案件的抽查机制，强化纠正违法的力度，如针对公安机关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情况，可发出《立案通知书》要求公安机关重新立案；对公安机关违法取消、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有权予以纠正；对公安机关应当移送起诉而不移送的案件，侦查监督部门有权通知其依法移送；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刑讯逼供、违法取证及其它违法行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有权进行初查或侦查等。
另外，为给侦查监督活动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应将侦查机关及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侦查监督机关纠正违法的执行情况，作为职务犯罪构成的情节来考虑，并在立案的标准上加以规定。如对枉法不追诉案件可规定：对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检察机关按照立案监督程序，通知立案而拒不立案的，对其直接责任人以涉嫌枉法不追诉罪立案；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情形，检察机关按照立案监督程序，通知移交公安机关立案而拒不移交的，对其直接责任人以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立案；对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的情形，检察机关按照侦查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后，仍进行刑讯逼供的，对其直接责任人以涉嫌刑讯逼供罪立案。同时，制定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的规程，并赋予检察官必要的侦查指挥权，即从法律监督角度设计的，经严格限制的“有限的侦查指挥权”，以确保侦查监督权的有效实施。
综上所述，侦查监督活动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得以实施的具体体现。侦查监督权配置和完善则是检察机关实施侦查监督的前提和基础。正确理解和把握侦查监督的实质内涵，科学界定侦查监督权是做好侦查监督工作的基本要求。通过立法完善法律监督制度，是维护司法公正、有效地惩罚犯罪和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①王晋、刘生荣.英国刑事审判与检察制度.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3
湖南省衡阳市人民政府


衡政发〔2007〕10号





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衡阳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衡阳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实施细则》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七年五月九日



衡阳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商品房销售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商品房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建设部《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商品房销售包括商品房预售和商品房现售。
　　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定金或者房价款的行为。
　　商品房现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竣工验收合格的商品房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房价款的行为。
　　第三条 市行政区域内商品房销售及其销售管理适用本细则。
　　第四条 市房产管理局负责全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工作。

第二章 预售管理

　　第五条 商品房预售实行预售许可证制度。
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应当向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第六条 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并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三）已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四）七层以下（含七层）的商品房项目，完成形象工程的二分之一，八层以上（含八层）的商品房项目，完成形象工程的三分之一；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第七条 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证件及材料：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资质等级证书；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红线图；
　　（四）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及施工合同；
　　（五）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协议，商品房预售款缴存银行及存款账号。
　　（六）商品房预售方案。预售方案应当说明预售商品房的位置、装修标准、竣工交付日期、预售总套数、预售总面积等内容，并应当附商品房预售总平面图、分层平面图、分户平面图和预售项目的现场照片一张；
　　（七）土地使用权或在建工程已经设置抵押的，还应当提交抵押权人签署同意的书面意见；
　　（八）物业管理方案及物业管理用房红线图；
　　（九）房屋拆迁赔偿安置红线图；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证明材料。
　　第八条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办理程序：
　　（一）受理。房地产开发企业按本细则第七条的规定提交有关材料，材料齐全的，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当场出具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的，应当当场或者5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充的材料。
　　（二）审核。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的有关材料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进行审核。
　　开发企业对所提交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三）许可。经审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0日内，依法作出准予预售的行政许可证书面决定，发送房地产开发企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房地产开发企业颁发、送达《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经审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0日内，依法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书面决定应当说明理由，告知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送达房地产开发企业。
　　商品房预售许可决定书、不予商品房预售许可决定书、《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应当加盖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印章。
　　（四）公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准予商品房预售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九条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应当载明：预售人的名称，许可证编号，项目开工日期、竣工日期，商品房预售款缴存银行及存款账号，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网址、预售商品房的名称、坐落位置、用途、楼号、楼层、预售面积、在建工程抵押、拆赔情况及注意事项等内容。
　　第十条 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具体内容实施公示制度。
　　（一）在《衡阳日报》、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网站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销售现场发布预售许可公示。公示第九条载明的内容。
　　（二）商品房销售现场设立的预售许可项目公示，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应按照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统一格式制作固定公示牌。公示内容为：预售合同示范文本、预售合同登记备案要求及项目拆迁安置、直管公房赔偿、在建工程抵押及商品房预售款缴存银行、商品房预售查询和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电话。
　　第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办理房屋初始登记时应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交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预售许可证后，方可销售商品房。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预售商品房，也不得以认订、登记、选号等形式收取预定款，变相预售商品房。
　　第十三条 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对商品房预售款监管的有关制度。
　　第十四条 商品房预售款是承购人依照合同的约定，预先支付给开发企业，在商品房竣工验收合格前用作该商品房建设费用的款项。
　　商品房预售款在商品房项目竣工验收前，只能用于购买项目建设必需的建筑材料、设备和支付项目建设的施工进度款、该项目贷款及法定税费，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银行签订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
　　第十六条 购房人应当将商品房预售款直接交存监管协议所确定的银行，凭银行出具的收款凭证向开发企业换取售房发票。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擅自收存购房人支付的商品房预售款现金。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使用商品房预售款时，应当根据工程进度编制用款计划书分送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监管银行。
　　房地产开发企业需使用商品房预售款的需经监理公司签具工程进度证明意见，银行凭建材供应商出具的发票，直接将款拔付至建筑材料供应商帐户。
　　第十八条 银监部门应当对商品房预售款使用进行监控，督促商品房预售款缴存银行履行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协议。
　　第十九条 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制度和协议文本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市银监局等相关部门另行制定、发布，并报市政府备案。
　　
第三章 现售管理

　　第二十条 商品房现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二）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或者使用土地的批准文件；
　　（三）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四）已通过竣工验收并办理了房屋权属初始登记；
　　（五）拆迁安置已经落实；
　　（六）物业管理方案已经落实；
　　（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具备交付使用条件，其他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具备交付使用条件或者已确定施工进度和交付日期；
　　第二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在未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销售给他人。
　　第二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的方式销售商品房。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的商品房。
　　第二十三条 商品住宅按套销售，不得分割拆零销售。
　　第二十四条 销售人应将已销售的商品房按套及时在房地产网站和现场公示。

第四章 销售代理

　　第二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中介服务机构销售商品房的，受托机构应当是依法设立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和已在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
　　第二十六条 受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销售商品房时，应当在营业场所公示商品房的有关证明文件和商品房销售委托书。
　　第二十七条 受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销售商品房时，应当如实向买受人介绍所代理销售商品房的有关情况。
　　第二十八条 受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在代理销售商品房时除依法收取佣金以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第五章 合同管理

　　第二十九条 商品房销售时，商品房销售人和买受人经充分协商，达成一致，签订书面合同，也可以按照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监制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签订合同。
　　第三十条 商品房销售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将商品房买卖合同报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需购买商品买卖合同的应到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购买，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薄。
　　第三十二条 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实行 “实名制”。

第六章 广告管理

　　第三十三条 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各类房地产广告发布的审批工作，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配合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第三十四条 发布房地产广告，应当具有或者提供下列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权利人、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
　　（二）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三）土地主管部门颁发的项目土地使用权证明；
　　（四）发布房地产项目预售、出售广告，应当具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预售、销售许可证明；出租、项目转让广告，应当具有相应的产权证明；
　　（五）中介机构发布所代理的房地产项目广告，应当提供业主委托证明；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明；
　　（七）各新闻媒体网络及广告场所，凡涉及房地产房预售、销售的广告，必须经市工商、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签署意见后，方可采用。否则，将追究撰自采用广告的责任。
　　发布现房广告的还应提供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
　　第三十五条 房地产预售、销售广告必须载明以下事项：
　　（一）开发企业名称；
　　（二）中介服务机构代理销售的，载明该机构名称；
　　（三）预售或者销售许可证书号。
　　广告中仅介绍房地产项目名称的，可以不必载明上述事项。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广告必须真实、合法、科学、准确、符合实际，不得在地理位置、区位环境、物业管理、户型、面积、设计等方面欺骗或者误导公众。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况的房地产不得发布广告：
　　（一）未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开发建设的；
　　（二）未经国家征用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设的；
　　（三）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规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
　　（四）预售商品房未取得该项目预售许可证的；
　　（五）权属有争议的；
　　（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的；
　　（七）不符合工程质量标准，经验收不合格的；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它情形。
　　第三十八条 房地产广告中不得出现融资或者变相融资的内容，不得含有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诺。
　　
第七章 信息管理

　　第三十九条 建设、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预警预报系统，建立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案。
　　第四十条 已批准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网上联机，将其企业的基本情况、项目情况、商品房价格、销售情况等动态信息及时发送给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十一条 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汇总、分析和发布全市商品房交易的相关信息，并提供网上公开查询服务和网上交易服务。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细则规定，擅自预售商品房的，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预售，补办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已收取的预付款1%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采取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的，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预售，撤销商品房预售许可，并处3万元罚款。
　　第四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规定用途使用商品房预售款的，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纠正，并可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未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擅自销售商品房的，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活动，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在未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销售给他人的，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将需要由其提供的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资料报送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的现售条件现售商品房的；
　　（二）未按照规定在商品房现售前将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符合商品房现售条件的有关证明文件报送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
　　（三）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商品房的；
　　（四）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
　　（五）分割拆零销售商品住宅的；
　　（六）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的；
（七）未按照规定向买受人明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
　　（八）委托没有资格的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的。
　　第四十九条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代理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品房的,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警告，责令停止销售，并可处以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广告经营者、发布者明知发布的房地产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商品房销售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细则中的房屋总平面图、分层平面图、分户平面图为衡阳市房地产测绘管理中心出具的测绘成果图。
本细则所称返本销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定期向买受人返还购房款的方式销售商品房的行为。
本细则所称售后包租，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在一定期限内承租或者代为出租买受人所购该企业商品房的方式销售商品房的行为。
本细则所称分割拆零销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将成套的商品住宅分割为几部分分别出售给买受人的方式销售商品住宅的行为。
　　第五十三条 各县市区商品房销售管理，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五十四条 本细则自二OO七年六月九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