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口快递物品监管办法

1985年2月25日，海关总署

第一条 为了适应快递运输业务迅速发展的需要，做好海关监管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经营快递业务的单位（以下简称经营单位）进出口快递袋和快递物品，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接受海关监管。
经营单位在向有关进出口地海关注册登记后，方得接受有关企业的委托代理报关。不代理报关的经营单位应通知收寄件人到海关监管现场办理报关手续。
第三条 进出口快递袋，由经营单位运至海关监管现场，持运输单据一份向海关申报。进出口快递袋开拆和封装的时间，经营单位应事先与海关商定，海关按商定时间派员监视拆袋和封装。
第四条 转运至其他设关地方的进出口快递袋，由经营单位向海关递交运输单据一份，海关核查后作关封交经营单位负责随同快递袋转运至指运地海关，凭以办理监管手续。
第五条 出口快递袋从海关监管现场起运时，由经营单位将运输单据一式两份送交海关签印，在快递袋装载出口运输工具时，由值勤关员复核并监装。
第六条 进出口快递物品，由经营单位编造物品清单（列明号码、收寄件单位和个人姓名、件数）一式二份，送交海关凭以核对。
第七条 进出口快递物品，由经营单位或经营单位通知收寄件人，按海关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并负责开拆和重封包装。
第八条 进出口快递物品必须存放在海关同意的仓库场所并由经营单位妥为保管；进出口快递物品必须经过海关查验放行后，经营单位方可寄发或投递。海关查验放行进出口快递物品后在物品清单上签注，清单一份由海关存查，一份退经营单位存查。
第九条 应予征收关税及其他税款的快递物品，由经营单位或由经营单位通知收寄件人缴纳税款后，海关予以放行。
第十条 对禁止进出口物品，经营单位凭海关加盖的戳记予以退回。但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卫生有害的物品，海关予以没收。
第十一条 进出口快递物品，自经营单位申报快递袋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向海关办理报关纳税手续，也没有退运的，由经营单位送交海关变卖，所得价款上缴国库。
第十二条 经营单位或收寄件人要求在办公时间外或到非海关监管场所验放快递物品，应征得海关同意，并按规定交付规费。
第十三条 经营单位要求海关派员驻在监管时，应当为海关提供必需的检查办公处所，并给予协助。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未列事项，按海关有关法规办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起实施。


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发达,一些冤假错案不断被报道。对此,司法机关一方面要勇于“亡羊补牢”,及时纠错,让已经发现的冤假错案早日昭雪;另一方面,更应多些“未雨绸缪”,反思如何才能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我认为,严防冤假错案,关键环节有三:

　　一是要牢固确立证据裁判意识。在价值追求导向上,不要让过强的“正义感”蒙蔽了眼睛,从而“宁肯放纵一个犯罪分子,也绝不冤枉一个公民”。刑事诉讼的立法一直以来都有两个可能的逻辑起点:一个是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一个是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害人。依照第一个逻辑起点,为了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不被刑事司法机关恣意剥夺,在立法上应当明确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犯罪之前,必须保障其基本权利,否则,就个案上看侵害的是现实中的某一个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从长远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能是下一个主观归罪的受害者。如果按照第二个逻辑起点,则对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要体现从重从快的打击力度,因为唯有此才能防止其侵犯每个人的合法权益。

　　长期以来,民众对国家机器的信任和依赖度非常高,集体主义、从众心理比较普遍,个人主义、主体意识则非常欠缺。在此种背景下,我们对于犯罪嫌疑人都深恶痛绝,必先惩治而后快。主观定罪的思维模式取代“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裁判意识,将导致案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二是确立底线思维模式。所谓底线思维就是指人们以底线为导向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心态,它要求做最坏的打算,追求最好的结果。底线思维适用于各行各业,就法律职业来说,底线思维就是司法主体严守法律底线,严格依照法定职权、法定程序,开展司法活动,不突破法律框架。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常说“司法活动要追求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于这句话,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有的人理解是,司法行为追求的是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如果没有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特别要求,司法行为追求的只是法律效果。在个案中,如果要强调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必要时可以甚至必须适当牺牲法律效果,乃至突破现有法律框架。

　　我认为,这种理解有点牵强附会,是对“三个效果”的曲解。追求“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和严守法律底线并不矛盾,追求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必须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这条底线不能突破。突破法律框架追求个案上的社会效果,虽然可能一时平息了个案,但最终导致的可能是以后相同类型案件很难再依法办理,而且很可能导致以前同类型案件当事人的不满意,引发涉法上访,必定导致办案人员和相关当事人、知情人对法律规则的蔑视。

　　十八大报告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可以肯定,突破法律底线不是在用法治思维思考问题,也不是在用法治方式处理问题。我们主张司法行为要追求“三个效果”有机统一,首先要保证基本法律效果的实现。

　　我们现在发现的很多冤假错案,并非在当时没有发现案件的疑点,而是在疑点发生以后,办案机关、办案人员认为案件的证据虽与法律的要求还存在差距,但在综合各方面因素后,还是选择了当时最能息事宁人的方式处理了事,也就是采取了追求变了味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法律人要严防冤假错案,提升司法公信力,首先必须要有一种底线思维意识,严守现行法律规定。

　　三、要让各种制度落到实处。每一部法律、每一项制度的生命和权威都在于实施。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智慧,也不缺少制度,就某项司法制度来说,也许我们还需要完善,但是总体而言,司法机关办案制度还是相对比较完善的。如果这些制度都能得到坚守,我相信很多冤假错案就不会发生。

　　作者系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