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

张玉春


注：本文载《知识产权报》2009年5月13日，作者张玉春。在本文中，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关于商业秘密的主要观点如下：（1）一些企业笼统地以为自己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全部是商业秘密，实际上司法机关会因为该类信息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条件而驳回。（2）地方基层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发案率不高，有时一个基层法院几年都遇不到一个侵犯商业秘密案，加之商业秘密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很多专业性极强的问题，基层法院缺乏办案经验。建议将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案件审理权上收至省会城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编者按 随着我国企业保护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日趋增多，呈快速上升趋势。人们开始广泛关注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例及有关法律法规。有些企业想保护商业秘密却不懂相关法律规定而未能采取适当的保密措施；有些企业误以为企业的“保密信息”也属于“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案件大多专业性很强，司法机关往往借助司法鉴定对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做出鉴定。由于目前我国关于司法鉴定相关规定不甚完善，导致一个案件有多个鉴定结论，且多个鉴定结论互相冲突的现象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

　　日前，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于“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在北京举行了“涉及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研讨会”。研讨会围绕商业秘密法律理论，以发生在武汉X公司和天津X公司之间的一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案件为研究素材，既从理论的高度探讨了商业秘密的法律理论问题，又探讨了实践中多发的普遍性问题。

案情简介

　　据介绍，发生在武汉X公司和天津X公司之间的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的基本案情是：该案系武汉X公司告天津X公司侵权，涉案事实为17套图纸，涉案图纸承载的技术信息是冷轧硅钢成套设备中的5种单体工业槽。

　　湖北某鉴定中心及湖北某会计事务所为该案作出了数份司法鉴定。

　　第一份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冷轧硅钢成套设备工程设计技术资料是武汉X公司的商业秘密。

　　第二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委托书未作更改，其鉴定结论更改为：被鉴定对象属于武汉X公司的专有技术。该技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

　　第三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系重新委托鉴定，其鉴定结论为：委托人提供的武汉X公司冷轧硅钢成套设备工程技术资料不为公众所知悉。

　　证明武汉X公司的损失的是湖北某会计事务所作出的四份司法评估《鉴定意见书》。关于损失数额第一份鉴定意见为：损失额为2964万元。第二份鉴定意见为：损失额为702万元至864万元。第三份鉴定意见为：损失额为109万元至132万元。第四份鉴定意见为：损失额为48万元至58万元。起诉中，控方采用了上述第3、4份鉴定评估意见。

　　针对指控，被告人认为涉案设备简单，是几个简单的普通钢结构和不锈钢结构的工业槽，不存在商业秘密。从设备实物外观看，涉案图纸所反映的技术和制造的设备仅涉及外观尺寸，其涉案图纸所承载的技术信息是公知信息，主要依据为：一是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科技检索报告》检出同类文献资料108篇。二是北京国威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涉案图纸AP-1、AT-3的技术信息已为公众知悉。三是国内公开出版的教科书对涉案设备技术信息有大量的记载。《冷轧薄钢板酸洗工艺与设备》、《冷轧薄钢板生产》、《彩色涂层钢板生产工艺与装备技术》等教科书均介绍了涉案图纸技术。四是早在1974年的中日设备技术引进合同《1700毫米连续热轧带钢厂和硅钢厂的成套设备合同》就未将本案涉及的部分列为技术秘密。本案涉及的全部技术属于国家早期引进、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学习使用的整套生产线中的一部分。五是涉案图纸在各个单位之间互相借阅、早已公开。特别指出：控方所依据的“鉴定意见书”记载的鉴定对象并非涉案图纸，而是武汉X公司“冷轧硅钢成套设备工程设计技术资料”。

关于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原秘书长袁德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一项信息被认定为商业秘密，必须同时符合三个要件：（1）不为公众所知悉；（2）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3）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否则，就不构成商业秘密。

　　司法界资深专家指出，商业秘密的构成，实践中最难把握的就是“不为公众所知悉”，所以司法解释已经对此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规定了六种情况下，不构成不为公众所知悉：一是该信息为其所属技术或者经济领域的人的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二是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进入市场后相关公众通过观察产品即可直接获得；三是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四是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五是该信息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六是该信息无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容易获得。通常这六种情形也是被告进行抗辩的理由。如果被告以其作为抗辩理由，那么法院就应当考虑该项信息是否因为“为公众所知悉”而不构成商业秘密。

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现状

　　关于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玉瑞指出，我国企业商业秘密管理存在着粗放、滥用的现象。例如企业片面强调自身利益，故意扩大商业秘密范围；利用劳动合同订立保密方面的霸王条款，对什么是技术秘密、经营秘密不做准确的定义，要求职工对所有技术内容都要保密；订立不合理的竞业限制合同，限制职工合理流动；对于跳槽职工，到竞争对手处就职后轻易采取追究刑事责任的行动。以商业秘密为名，行滥用权力之实。

　　司法界资深专家介绍了商业秘密在法律上面临的问题，比如在实际情况中，很多企业和权利人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商业秘密；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中，如何取得刑事保护和民事保护之间的平衡等。张玉瑞还强调，知识产权案件一般都是民事案件，只有在侵权行为极为严重、受害方损失重大的情况下才具备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一旦发生了极个别的重大侵权刑事案件，在审理中要十分慎重。

　　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唐青林办理过多起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现状深有感触，“一些企业笼统地以为自己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全部是商业秘密，实际上司法机关会因为该类信息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条件而驳回。”

商业秘密如何鉴定

　　袁德指出，在讨论的案件中，湖北某鉴定中心的鉴定主要存在如下几个值得商榷的地方：（1）对涉案客体没有认定，在鉴定材料中没有涉案设备的图纸资料；（2）认定权利人所称的具有商业秘密性质的客体是“冷轧硅钢成套设备工程设计技术”，即是冷轧硅钢成套生产线，而涉案图纸是酸洗槽、清洗槽、热水喷淋槽等单体设备；（3）对涉案设备（酸洗槽、清洗槽、热水喷淋槽等单体设备）与权利人认定的可能具有商业秘密性质的冷轧硅钢成套设备整条生产线的同一性没有认定；（4）鉴定人漏检大量公知技术，特别是漏检大量公开的图纸、教科书、论文这些非专利文献。

　　针对上述问题，袁德认为涉及商业秘密的司法鉴定应当遵循如下程序：（1）涉案客体的认定；（2）权利人所称的具有商业秘密性质的客体的认定；（3）涉案客体与认定的商业秘密性质的客体的同一性的认定；（4）权利人所称的商业秘密是否有效的认定；（5）被控侵权人的认定；（6）被控侵权人所掌握涉案信息的来源的认定；（7）被控侵权人是否采取不正当手段的认定；（8）作出鉴定结论。

　　司法界资深专家在谈到此问题时指出，司法鉴定鉴定的是涉及专业技术的问题，不能鉴定法律问题。该案中一开始鉴定“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后来又鉴定“是否公知，是否具有实用性，是否可以带来经济利益，是否采取保密措施”，最后鉴定“是否为公众所知悉”，其实是对商业秘密应该如何鉴定没有把握好，对于鉴定的内容没有弄清楚。并指出：商业秘密是专利技术的补充，必须有一定的创造性；更不能是零零碎碎的公知信息，必须有其经济价值。
　　　　　　　　　　　　　　　　分析我国证据模式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如何继承法律传统与接受法律移植。我国在法制现代化的建设中已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先进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努力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的法律文化和司法经验来创建我们的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选择的基本方向。将外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法律进行改造,使之适合我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不失为节约成本的经济方法。就证据立法而言,英美法系的单独立法模式,提升了证据法的价值地位,但是英美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决定,即使证据单独立法,它的制定法产生的形式也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的法律形式有着重大的不同。英美国家以归纳式的判例汇编的方式构建证据法,并以证据规则为主要内容。而大陆法国家将证据法纳入诉讼法中,突出了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诉讼法形成完整的体系。从法典体例的严谨性和简洁性看,大陆法的立法体系与我国相吻合。然而大陆法的证据立法形式由于要照顾到整个法典的结构体例,也对证据法内容缺乏精细系统化的规定,一些证据的内容散见于不同的章节之中,故而也存在着不足。因此我国证据立法模式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对法律传统的承继与如何借鉴和移植外国法律的问题,应当考虑外国法律移植的程度和环境限制。
　　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由指导思想、价值目标、基本原则、证据概念、证据制度、证据程序及证据规则组成。基于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确立我国的证据立法模式。目前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即：单行证据立法模式、证据间接和模式、以及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
　　单行证据立法模式。从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看采用单行模式进行
　　证据立法并无不可，但从立法成本方面分析单行立法模式不可取。一是由于证据种类和诉讼类型的不同而必定使单行立法在数量上过多成本过高；二是证据法的基本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制定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有部分补充和修改权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因而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的单行证据法必定需要较长的周期。如果按证据种类或某一种证据的某个方面作为单行立法的内容那么,普遍适用于证据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又该如何立规定。就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协调性而言，单行立法模式也不能解决证据法与诉讼法、有关实体法之间相互交织的问题。如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作出逮捕、起诉、不起诉等决定都需要运用证据。这些规定是诉讼法的典型内容是无论如何都不应纳入证据法中进行规定的。从法律稳定性角度看，单行立法模式虽然有“急用先立”从而逐步完善证据法的优势。但若依此方案操作，不断的出台一部单行证据法，对于整个证据法体系的稳定性并不利。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后制定的单行法可能会与先前制定的单行法冲突，因而不得不修改原来的单行法，则稳定性就更无保障可言。
　　证据间结合模式。依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采用证据间结合的立法模式并无不妥，但与单行模式一样证据间分别结合模式即按诉讼性质分别制定相应证据法的模式。因法律数量较多，也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制定统一证据法的代价则比较低。从法律协调性方面分析，分别结合模式不可避免地要与实体法和诉讼法界分证据法的范围，尤其是与诉讼法的协调问题，不易解决；而且还存在不同类型的证据法内容之间的并行互补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统一证据法在其内部体系的协调上相对容易些，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不同诉讼性质的证据法内容之间仍然有个并行、互补问题。如与诉讼法的范围划分就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哪些内容由统一证据法规定最好，哪些由诉讼法规定为佳，不是很好处理。分别结合模式由于立法的数量较多，相应的修改次数也会较多，因而在稳定性方面并不理想。相对而言统一证据法在稳定性方面的问题倒不很突出。但是，证据法属于程序法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实施过程与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适应形势发展而对司法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必须通过同时对证据法、诉讼法等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才能实现这不仅会增加立法成本。而且因分别修改的次数之和较大而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分离的法制文明之下，虽有将证据法的有关内容规定在实体法中立法例，但并非是证据法立法模式的主流。而且就证据法的程序法性质而言，与其将其规定在实体法中，不如规定在程序法中。因为证据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终究不如与程序法的关系密切。案件的实体形成总是按一定的诉讼程序运用证据才能实现的。在协调性方面，这种模式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一是实体法与作为程序法的证据法混杂在一起，不符合现代国家法律体系中成文实体法与成文程序法并列的主流。二是对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应该规定在实体法还是诉讼法中这一问题，没有明确的标准可把握。有关刑事、民事的实体法和诉讼法都是基本法律，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没有理由厚此薄彼。三是在相应的实体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由于实体法的数量多，其中有关证据法内容的协调更是突出的问题。四是即使在实体法中以专门的篇幅对证据法的内容进行专门立法，因诉讼法中不可避免涉及证据法的内容，且就其与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固有关系而言。诉讼法中的证据法内容多于实体法，如果非要把证据法的主要内容置于实体法中规定，有舍本求末之嫌。不过，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对证据法的稳定性并无什么妨碍。
　　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使其与诉讼法结合的立法模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可行性。证据法与诉讼法同属程序法而且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交织，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作出规定。二者也都属于基本法律，在立法程序上具有兼容性。欧陆法系和我国现行立法例主要采用此种模式，并未发现其运作劣于其他立法模式。从立法代价上比较，该模式下的完整结合模式比单行模式、证据间结合模式、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及同一模式中的部分结合模式都低。一方面，在诉讼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通过补充和修改现行法的内容即可实现。如果仅仅是补充诉讼法中有关证据法的内容，可以认为是对诉讼法的部分补充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实施，而无需等到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施。如果还需要对诉讼法的其他部分作一些补充和修改，则可以一并进行，从而较大地降低了立法的成本。另一方面，在诉讼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需补充和修改的法律只有三大诉讼法，在立法数量上比单行模式、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及证据法与诉讼法部分结合的亚模式都少。从协调性方面考察，将证据法的内容置于诉讼法中规定，是最好的模式。首先，鉴于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天然亲和关系，其他三种大的模式都很难避免的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内容取舍问题，在该种模式下自然不成为问题。其次，证据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协调问题虽然存在，但由于实体法中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少许证据法的内容，因而，可以通过在诉讼法有关证据的规定中增设援引或准用条款来解决内容交叉，重叠问题。再次，关于证据法内在体系的协调问题，该模式也可以较好地予以解决。鉴于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中以民事诉讼法适用最多，且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都需要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现实，有人主张将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集中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而在其他两部诉讼法中采用准用条款的立法技术，以避免重复问题。在完整结合模式下的三种次亚模式中，又以半集中模式为佳。集中模式不能有效解决同一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与诉讼法内容的相互协调问题，而分散模式对各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之间的协调问题又难以解决。半集中模式却能既兼顾证据法与诉讼法内容的协调，又可使各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之间相互融洽。因为在完整结合模式前提下的半集中模式，证据法内容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对整个证据法领域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另外两部诉讼法通过援引条款适用这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对不同诉讼类型证据法领域普遍适用的制度、规则，在各诉讼法中以集中方式进行规定；在各诉讼法不同阶段适用的证据法的具体内容，分散规定于不同的诉讼阶段。由这三个层次构成的证据法内在体系，虽然分散，但却不失完整和协调。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的立法模式，在稳定性方面虽然不比统一证据法模式和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为优，但比单行模式和证据间部分结合模式更能保持稳定性，而且这种模式便于保持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同步稳定和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同时补充和修改，因而，具有可取性。
　　以上综合表明，在前述各种证据立法模式中，以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之下的半集中模式为首选。从比较还可以看出，将统一证据法模式和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折衷后取长补短的混合模式，也是较可取的选择。大致方案是：把证据法中带共性的原则、制度等内容，通过统一证据法作出规定，统摄有关证据的法律规定；而将仅适用于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据法的内容，分别在相应的诉讼法中以半集中模式
进行规定。此混合模式只需制定一部新法律和修改三大诉讼法即可，立法成本不高，协调性较好，稳定性亦不差，仅次于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