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国有工业、运输、邮电通信企业执行新的企业财务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1993年6月11日，财政部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了贯彻落实《企业财务通则》，做好新老制度的衔接转换工作，财政部颁发了《关于贯彻实施新的企业财务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工业、运输、邮电通信企业应认真贯彻执行。现就国有工业、运输和邮电通信企业执行新财务制度的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矿山企业实行新制度前的矿山维简费结余转作国家资本金，实行新制度以后提取的维简费，相当于折旧部分计入累计折旧，超过折旧部分转作资本公积金。
下放港口企业的以港养港资金视同国家专项拨款处理，用于港口建设部分，转作资本公积金；用于海关、商检以及市政配套工程等非港口设施建设的部分，向有关部门报帐处理。
二、工业企业为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而购置的单台设备价值在5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和试验装置可一次或分次列入管理费用，其中达到国家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不再提取折旧。
企业原在成本中列支的属于开发新技术、研究新产品的技术培训费用，不得直接计入成本、费用，应在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
三、原规定提取管网基金和复置金的固定资产，统一改按新制度规定的折旧年限计提折旧。
企业缴纳的耕地占用税，不形成固定资产价值的部分，计入管理费用。
邮电企业收取的市话初装费计入资本公积金，企业支付的市话初装费一次或分次计入管理费用。
四、企业盐田维护费不再实行按产量提取的办法，按实际支出直接计入成本、费用。企业在实行新制度前的盐田维护费结余转作流动负债管理，用于支付企业新发生的盐田维护费支出。
造纸等企业提取育林费的办法按照原规定执行。企业结余的育林费转作流动负债管理，新提取的育林费直接计入成本、费用，作为流动负债管理。
五、港口企业、航运企业和铁路运输企业的防疫经费，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远洋运输企业船舶护航武器购置费，计入企业的营运成本。
六、实行“价税分流”办法的企业应按含税价格进行成本、费用核算。
七、工业企业实行新制度以前的发出商品，仍以收到货款作为销售；1993年7月1日以后，企业销售的确认，按照新制度进行核算，缴纳流转税暂按原办法执行，具体征税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下达。
八、铁路运输企业的保价运输收入、客货服务基金收入、堵漏保收收入以及航运企业的旅客保险收入计入营运收入，有关支出直接计入营运成本。
港口企业的速遣收入计入装卸收入，其滞延费用及有关速遣支出计入装卸成本。实行新制度前的速遣奖结余转入流动负债。
港口企业和航运企业的修船拆件收入、外派劳务收入等计入企业其他业务收入。
港口企业的港务管理收支结余转入利润总额；如为赤字，冲抵利润总额，没有承受能力的，经过主管财政机关批准，分期冲抵利润总额。
企业代征车辆购置附加费收取的手续费以及港口企业代征港口建设费收取的手续费等收入计入企业营业外收入。
水泥企业逾期未退的水泥纸袋押金收入，50％上缴当地散装水泥办公室，专项用于发展散装水泥事业；其余部分计入营业外收入。
九、企业收到国家拨给的政策性亏损补贴和其他补贴，应在企业利润总额中反映。
十、实行租赁经营的小型工业企业，在承租期满前，其风险保证金应单独反映。承租期满后，属于留给企业的部分转作盈余公积金。
十一、新制度执行后，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另行制定企业财务制度；各类具有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司（如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等）也不得制定企业财务制度。
以上通知，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函告我部。


将贪污赃款用于"扶贫"等用途的认定

商奇


　　【案例】李某在担任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期间，利用其负责上报该村小麦种植亩数并申领国家粮食补助款的职务便利，虚报小麦种植面积，非法骗取国家粮食补助款5万元。在领取了5万元补助款后，李某将其中3万元存入自己的账户，将其中1万元用于自己及家庭的日常开销。由于李某所在村有四位孤寡老人，生活较为困难，李某将剩余的1万元赃款以“扶贫”款的形式分发给了这四位老人，每人2500元。后经调查，这四人均不知所得到的2500元系李某贪污所得。

　　【争议】在认定李某涉嫌贪污的数额时，办案人员存在较大的分歧，归纳起来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将5万元补助款拿到手后，将其中的1万元分给了孤寡老人，自己并没有实际占有和使用，不符合贪污罪这一结果犯的构成要件。另外，李某的行为客观上也是在帮助该村解决实际困难，是在履行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的职责，是可以理解的。李某分发给四位孤寡老人的1万元应当在5万元中扣除，其涉嫌贪污的数额为4万元；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论李某获得5万元补助款后如何处理，都是在其已经非法占有了这一款项之后的“再处理”，并不影响其贪污既遂，无论李某将该款项用于“扶贫”还是其他用途，其涉嫌贪污的数额都应当是5万元。

　　【笔者意见】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

　　在查办职务犯罪，尤其是贪污案件时，常常有犯罪嫌疑人辩解已将其贪污所得赃款用于“扶贫”等所谓公益事业，或者用于公务开销等消费。这些消费是否应当在其贪污赃款中予以扣除呢？笔者认为，不论犯罪嫌疑人将贪污所得赃款用于何种用途，都不能影响其贪污既遂，数额应一概予以认定。理由有如下四点：

　　1、贪污犯罪等结果犯，应当以其第一次实际占有之时即达到既遂。根据贪污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标准，行为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了公共财物就达到了犯罪既遂。这里的“占有”应当是指客观上使公共财物脱离了单位控制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一旦行为人将公共财物的控制权转移，就构成了贪污罪，而不论其在控制了公共财物后是将公共财物自我消费还是用于其他用途。这些用途都是行为人贪污后的后续行为，不应改变贪污的性质，也不应与贪污罪的其他构成要件一并予以评价。

　　2、将“扶贫”等用途的款项予以扣除，将导致罪责认定的矛盾。贪污犯罪是一种结果犯，犯罪嫌疑人实际非法占有的数额即是贪污数额。如果认定在贪污数额中有一部分是“扶贫”款，应于扣除。那么如何证明剩余赃款不会被犯罪嫌疑人用于接下来的“扶贫”呢？这将直接导致罪责认定陷入逻辑困境。如上第一种意见，李某用于家庭消费的1万元可以认定为贪污数额，那扣除分给四位老人的1万元后，怎么证明其存入账户的3万元不会被李某接下来分给其他需要扶贫的人呢？如果李某真的意图将这3万元分给村里其他困难家庭，是不是这3万元也应当扣除呢？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假设李某在案件审判时作出这样的供述，无疑将给检察机关造成极大被动。

　　3、将“扶贫”等用途的款项予以扣除，将不利于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有效开展。由于职务犯罪，尤其是贪污贿赂犯罪，在侦查中对言辞证据的依赖性比较高，犯罪嫌疑人供述对案件的侦查意义重大。这种将“扶贫”等用途的款项予以扣除的做法，事实上将造成犯罪嫌疑人的频繁翻供，意图用“合理”用途掩盖其贪污意图，严重的妨碍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

　　4、将“扶贫”等用途的款项予以扣除，将造成放纵甚至鼓励犯罪的严重后果。如果将“扶贫”等用途的赃款予以扣除，无疑使犯罪嫌疑人认为，即使贪污了公共财物，如果事发后将这些款物用于看似“合理”的用途，这部分就不会被追究。在这种心理预期的支配下，行为人可以放心的进行贪污犯罪活动，一旦听到案发的风吹草动，只要制造已将贪污所得赃款用于了“合理”用途的假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无异于为贪污犯罪分子预留了一个脱罪空间，助长了其犯罪动机。


山东省济阳县人民检察院 商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