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的衔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诉讼到法院的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加，而现行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新型劳动争议案件审理的需要。劳动争议中涉及的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问题、劳动争议申请的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问题，法律、法规及规章均没有规定，劳动法只是简单地规定“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对两种程序如何衔接未做规定，民事诉讼法也未有相应的规定，导致人民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中遇到较多的理论和操作上的障碍，造成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无法可依，使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法制原则失去了基础，使得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屡屡发生，而劳动者却投诉无门。因此，从理论及实务上探讨劳动争议诉讼与仲裁的衔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劳动法律关系发生争议，仲裁程序是法定的必经程序，即劳动争议仲裁程序是人民法院受理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必须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否则，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样，劳动争议纠纷最终得到解决可能要经过三个法律程序，即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一审程序、二审程序。但是，从仲裁与诉讼关系上讲二者并不具有必然联系，甚至从某种角度看二者是相互排斥的。一般的仲裁遵循自愿原则，且实行一裁终局制，同通过诉讼程序处理纠纷是相互独立的，即当事人只能择一而行，若选择了仲裁则不能再提起诉讼，若选择了诉讼则不能再申请仲裁。而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设置却是并用两种程序，且体现不出当事人选择仲裁的自愿原则，而将仲裁规定为诉讼的必要条件。同时，如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在法定期限内不向法院起诉，仲裁裁决当然发生法律效力。如一方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内容，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不予执行，当事人在收到不予执行裁定书后，在法定期间内，可以就不予执行的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起诉。
立法者将劳动争议的仲裁设置为法院受理案件的前置程序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考虑到法院和法官不是专门处理劳动争议的专业部门和专业人员，不一定了解劳动争议中的情况；二是考虑到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太大，如果所有劳动争议案件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会加重法院的负担。然而，在审判实践中，这种先裁再审的劳动争议处理模式对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带来了更多的弊端。
首先，法律并未规定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在其后诉讼程序的效力，一旦当事人提起诉讼，仲裁中专业人员作出的裁决就当然不发生效力，法院又必须对争议进行重新审理，换言之，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仅是法院受理案件的依据和要件，法院并不对仲裁裁决进行法律上的审查，仲裁裁决也不对法院的最终判决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样仲裁裁决前置程序的效力即显得异常“苍白”，这对仲裁机关的劳动付出亦是一种不公平。
其次，劳动争议案件前置程序的设置给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增添了更多的程序障碍。按强制性仲裁前置的立法意，当事人所有的诉讼请求都应经过仲裁才能向法院起诉，当然也包括在诉讼中增加的诉讼请求和提起的反诉。但若当事人在进入诉讼后才新增加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法院是否应拒绝受理而要求当事人方对反诉请求和新增加请求先行仲裁？或法院先审理已经仲裁的诉讼请求？这样必将不利诉讼效率价值的实现，也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使法院在处理此类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相反，如果法院一并审理又违背了“仲裁前置”的程序，造成程序违法。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仲裁前置程序的设立，使大部分案件在仲裁阶段得到解决，减轻了法院的负担。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对仲裁程序作适当修改，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仲裁或诉讼程序，对仲裁不服的，实行“两裁终局”。
二、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劳动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发生劳动争议，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除非有不可抗力或正当理由的，仲裁机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通知或决定。由此，在正常情况下，当事人在发生劳动争议后决定是否启动救济程序的时间只有60日。且在劳动仲裁委对争议进行仲裁后当事人必须在15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争议进行救济。实践中，劳动者因超过仲裁时效而无法救济自己权利的很多。
（一）、关于60日仲裁期限的性质
《劳动法》八十二条规定的60日期限是什么性质？对此，有不同理解：一种意见认为该期限应为除斥期间，即从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超过60日，当事人的该项权利就消灭了，无论何种原因均不能再申请仲裁。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期限应为仲裁时效。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显然是将其理解成了一种时效，但同时却未规定该时效中止和中断的事由。笔者以为将“争议行为”视为“侵权行为”，不符合事实，因为侵权之日并不一定就发生争议，法律也允许受害人保留诉权，劳动部的解释不符合法律本意。因劳动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关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处于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之中，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现象在现阶段是相当普通的，劳动者对单位诉诸法律，会受到报复或以后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是经常的，因此劳动者便要权衡利弊，才确定是否仲裁。法律规定60日的期限，又不允许中断、延长是远远不够的，根本起不到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特别是我国劳动力严重剩余，经济远远落后，择业相当困难，劳动力流动性不是很大，劳动者的工作单位相对固定，要求劳动者甘冒打破饭碗风险，短时间内向单位主张权利是不现实的。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仅限于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超过仲裁期限的，法院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超过申请期限为由而不予受理的案件还要进行审查，看其超过期限是否有不可抗力的因素或其他正当理由，再决定是否进行实体审理。由此，也应该将该期限理解为诉讼时效。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制度是否合理呢？笔者以为不合理。理由是，劳动法律关系体现了国家意志为主导的法律特征，目的是为了保护作为弱者的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规定了如此短的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与上述特征及目的不符，为此，建议修改完善法律，将此与民法通则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相一致，在一定情形下申请仲裁时效如诉讼时效一样可以中断、中止、延长，但不应仅限于“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仲裁与诉讼衔接的具体问题
1、对仲裁不予受理的司法救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申请超过60日、主体不适格三种理由作出的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视情况作出处理。经审查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法院应当受理；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但属于法院主管的其他案件，应当受理；对超过60日仲裁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的，驳回其诉讼请求；对确属主体不适格的，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由此，法院只审查仲裁委的不予受理的理由是否成立。然而，在实践中，有的仲裁委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并未全面审查或审查有误，对此，法院的审查范围如何确定？比如，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委以申请人申请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申请人诉至法院，经审查申请人申请的事项属于劳动争议，按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应受理，但同时又发现申请人在申请仲裁时超过了仲裁期限，而仲裁委在不予受理决定中又未说明，那么，法院能否以申请人提出的仲裁超过了期限为由而不予受理？这个问题便涉及法院对仲裁前置程序的审查范围是什么？是只针对仲裁文书还是对整个事实？笔者认为应对整个事实进行审查，理由在于：
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劳动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几个问题的函〉的答复》规定的精神，劳动仲裁委不是劳动争议的当事人，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不应针对仲裁委作出的处理结果进行。
第二、从仲裁和诉讼的关系来看，虽然劳动争议经过仲裁是其进入诉讼的前置条件，但二者之间的联系也主要体现在当事人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的事由和具体请求上，法院对劳动争议的程序审查是独立的，不应受到仲裁程序审查的限制。（当然，这并不否认仲裁机关所做的工作）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精神，对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在程序上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依据，法院可以再次进行审查，若确有错误可以进行补救。故法院应对整个事实进行审查
2、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同仲裁时的请求不一致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2001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果该诉讼请求诉争的劳动争议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之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按此规定，在劳动争议仲裁委作出裁决后，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时提出了未经仲裁的诉讼请求或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要求增加未经仲裁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对其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看其同已进行了仲裁的事项是否具有不可分性。笔者以为，是否具有不可分性主要应考察当事人增加的请求同已仲裁的事项是否基于同一事实或不可分离的事实而产生。劳动争议的产生同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事项有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若当事人增加的诉讼请求同已仲裁的事项都是因同一事件而引起，二者必然具有一定的联系性，可理解为不可分性。再者，因其增加的诉讼请求都是基于同一事实或不可分离的事实而产生，不会增加法院对事实部分的审查任务，又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
以上是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情况。如果当事人在向法院起诉时提出的请求比仲裁裁决事项少即减少诉讼请求的呢？从理论上可理解为当事人自由行使处分权的表现。但在实践中，由于处理劳动争议程序设置上的原因也产生一些问题，
按司法解释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对裁决中的部分事实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该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即如果当事人“减少”了诉讼请求，法院根据不告不理原则不会对“减少”部分作出判决，而在其先前进行的裁决对该部分事项已作处理，但仲裁裁决在当事人起诉后又不发生法律效力，这使得当事人之间经过仲裁后未提起诉讼的事项不能得到有效法律文书的认可而难以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审理案件应严格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则，对当事人未提起诉讼的事项不应进行审理也不应在判决或裁定中给予肯定。鉴于劳动争议案件的特殊性，法院在立案审查时或审理过程中应明确告之当事人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对当事人未提起诉讼的事项，当事人还可以通过增加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途径进行救济，由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进行处理。
3、驳回起诉后仲裁裁决的效力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何时生效的解释》规定了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起诉后，当事人申请撤诉被准许、超过起诉期间被驳回起诉、仲裁裁决确定的主体资格错误和仲裁裁决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被驳回起诉的，仲裁裁决分别发生（恢复）法律效力或不发生法律效力。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其他类似情形，如当事人起诉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被法院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多个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作出仲裁裁决后，部分劳动者对裁决不服，依法向法院起诉的，裁决对提出起诉的劳动者不发生法律效力，对未提出起诉的劳动者发生法律效力，如其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那么，如果法院的判决和已生效的仲裁裁决是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法律的统一又如何体现呢？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如何保护呢？同时，用人单位对部分劳动者提出起诉的情形解释也未作出规定，对此，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作出补充解释。
4、判决主文的表述问题。
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法律文书主文不涉及裁决是否正确的问题，即主文中不应有维持或撤销仲裁裁决的内容。实践中，造成法官在撰写法律文书时的困惑，如用人单位作为原告的案件，起诉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经审理裁决是正确的，而主文又不能表述为维持裁决，那么主文只能表述为：“原告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几日内如何”这种表述方式让人感到不伦不类，与法律的规定也相悖 。由此，笔者建议，既然把仲裁作为前置程序，那么文书的表述可以有维持或撤销的内容，否则这种仲裁的实际意义又在何处呢？
三、建议
为正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克服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的弊端，笔者从审判实践的角度提以下建议
1、建立或裁或审的处理模式。劳动争议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仲裁或诉讼 ，选择仲裁的实行“两裁终局”。
2、把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坚持及时妥善处理和有利于社会稳定原则。劳动争议案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劳动者往往是弱者，纠纷关系到其家庭和切身利益，处理不好，容易导致矛盾激化，特别是群体性案件更要高度重视，妥善处理。
3、重视调解工作。劳动争议当事人双方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争议解决后，劳动者还可能在单位工作，调解是有基础的，通过调解及时消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隔阂，化解矛盾，排除纠纷，有利于最终建立和发展良好和谐的劳动关系。
4、加强法院与仲裁机关的沟通与协调。劳动仲裁委员会是专门处理劳动争议的仲裁机关，他们处理的案件多，对劳动法律、法规了解较多，有一定的实际经验。法院应与加强与仲裁机关的联系，对疑难问题多作交流。法院的裁判文书应送仲裁机关，让其能及时了解法院的审判动态，并通过审判与仲裁的沟通提高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水平。

陈新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


　　　◇陆青 浙江大学法学院 讲师

　　内容提要: 预约合同的认定不能仅凭内容确定性标准，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有明确的未来订立本约的意思。预约合同包括单务预约和双务预约，但区别于附条件的本约、优先权协议、选择权合同。实践中同时存在大量非预约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需根据情况具体判断它们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则。预约的效力是使当事人产生“诚信磋商以订立本约的义务”。预约制度有区别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存在价值。预约能否实际履行应根据预约未决事项属于主观未决事项还是客观未决事项加以判定。违反预约的损害赔偿应根据缔约所处阶段进行确定，关注违约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可预见性规则。原则上不排除当事人主张本约履行利益的可能性。


　　2012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条继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公报案例》“仲崇清诉上海市金轩大邸房地产项目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之后，[1]对预约合同及其效力进行了专门的规范，旨在解决实践中争议颇多的（尤其是商品房买卖中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的法律效力问题，通过承认预约的独立契约效力，“固定双方交易机会，制裁恶意预约人”，对司法实务有着积极的引导意义。[2]然而关于此条的理解和适用，学理和实务依然争议颇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预约合同的内容确定性及其与本约的关系
　　从字面看来，《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可作两种解释：一是实践中存在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均应认定为预约合同；二是将前述认购书等看作是预约合同的各种表现形式。而这些文书要认定为预约合同，依然需要符合预约合同的基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显然支持第二种理解。依该条起草小组的观点，预约合同是约定将来成立一定契约的契约。要成立预约，应当具备合意性、约束性、确定性和期限性等四个基本特征。[3]这种界定，目的在于将预约和不是合同（因而没有合同拘束力）的文本区别开来，也与本约区别开来。然而，这些预约特征的概括并无直接的法律依据作为支撑，尚有理论探讨之必要。
　　具体来说，既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了预约的合同性质，预约要区别于尚未构成合同关系的其他文书，显然必须满足合同成立的要件。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2条建议性地列举了合同应具备的条款。《合同法》第14条第1项要求要约的内容具体而确定，但并没有对“具体确定”作进一步限制。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第1款中规定，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既然预约也是合同，似乎也应符合这一要求。针对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商品房预约合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起草小组进一步认为，此类预约的成立至少应当具备两项明确的内容，即标的物房屋的基本情况（包括坐落位置、层次、大致面积等）以及将来依预约签订本约的意思表示。[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预约内容已经相对明确，事实上合同其余部分的内容往往可以通过合同解释的方式进行补全。具体来说，《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第2款就明确规定，“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由此带来进一步的问题，在合同内容的确定性上看，预约和本约之间是否存在清晰的界限？换句话说，一旦当事人订立的预约中已经包含了买卖合同（本约）的成立要素，比如明确了当事人的名称以及买卖标的物及其数量时，不仅可以补全预约合同的内容，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第2款的规则，似乎也可以补全买卖合同（本约）本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此种类型的预约是否已转化为本约，或者“名为预约，实为本约”？考虑到预约作为合同缔结类型的例外而非常态，同时依据民法传统中“尽量使合同有效”的原则，合同解释时应尽可能赋予当事人意思表示以最大限度的法律效力，理论上一般认为，就所存在的究竟是预约还是本约存在疑问时，更应认定为本约—必要时甚至可以是附条件的本约。如是，则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名为预约的文本，在内容相对确定（尤其是足以客观推导出本约内容）的情况下，似乎都有认定为本约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民法典》第1589条规定了在双方当事人对标的物与价金已相互同意时买卖预约即等于买卖的判决规则。理论上解释为，如果订立的预约和它所追求的本约在意思表示的根本内容上并无二致，显然也就没有认定一个独立于本约的预约的可能和实益了。[5]
　　当然，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一旦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写着“预约”字样，似乎可以判断当事人想要订立的是预约而非本约。但这并不符合合同解释的原理，换句话说，即使当事人在文本中使用了“预约”字样或抬头，法官也可以通过推敲、探究当事人的“实质意图”，将其认定为本约进行规范。这样的话，讨论预约的内容确定性似乎进入到了一个怪圈：一方面，预约必须具有合同的确定性要求，以此拉开与不受拘束的协议之间的距离；但另一方面，一旦预约符合了买卖合同的确定性要求，往往又会僭越到本约规范的领地。其结果是，即使承认预约有其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它也只能在大量无拘束力的文本和本约的夹缝中成长了。这是否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将认购书等合同缔结过程中的大量协议认定为独立的合同类型（预约合同）并加以专门规范之本意？
　　如上可知，仅仅根据买卖合意内容上是否全面，并不足以界分预约和本约，甚至可能大大限缩预约合同的认定空间。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对《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中的“标的”作其他理解（或许也是更准确的理解）。具体来说，基于预约合同的性质（约定将来成立一定合同的合同），预约合同的标的不应该理解为买卖合同的标的物，而是指将来订立本约的作为义务。如果这样的话，预约合同的成立要素就不是指（至少不仅指）合同应当具备相对确定的买卖标的物，而是指当事人是否存在确定的为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6]因此，区别预约和本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双方之间买卖关系的具体内容。而这也恰恰体现了预约作为一种独立的合同类型得以确立的根本原因—对当事人缔约自由的最大限度的尊重。这样理解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如果当事人存在明确的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那么，即使预约的内容与本约已经十分接近（比如，已经包含了本约的主要内容），即使通过合同解释的方式，从相关预约中可以推导出本约的全部内容，也应该排除这种客观解释的可能性。因为当事人的意图或许十分明显：就买卖合同中尚存在的一些未决事项，需要由当事人通过订立的本约来加以明确，而不是通过当事人之外的客观因素进行推导和补全。如果这样的话，预约的“生存空间”就大大扩张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当事人有明确于未来订立本约的意思，同时符合合同的内容确定性要求，此种契约依然可能会被认为“名为预约，仍非预约”。[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当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起草小组的意见，与其说前述条款采纳了“视为本约说”，“毋宁说该规定其实承认预约与本约之间的可转化性。即在预约合同中载明了本约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已经实际履行，当初交易不成熟的条件业已消除，即使双方未按预约合同签订本约合同，其预约亦已转化为本约性质，故此可以认定为本约合同。应当注意，该规定也符合《合同法》第36条关于形式不完备的合同效力的规定，即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8]理论上讲，若严格依据《合同法》第36条来解释，此时也不存在预约转化为本约的问题，毋宁是事实上履行的本约和已经订立的预约在交易内容上发生了重合。[9]换句话说，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的预约合同，性质上依然是预约而非买卖合同本约。只有在一方或双方实际履行给付，同时当初限制交易不成熟的条件已经被消除的情况下，事实上成立了的本约吸收了该预约中的内容。当然，不管作何种理解，一旦满足《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的构成要件，此时买卖双方的合同关系适用本约合同的相关规范调整，超出了本文讨论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预约规范调整范畴。[10]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在合同缔约过程中，在买卖内容尚无法确定（因此并未成立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合同关系）和买卖合同本约之间，当事人之间起草的文书存在着认定为预约的广泛空间。具体地说，从内容的确定性上看，只要当事人明确将来有进一步订立本约的意思，双方就买卖合同的内容（从仅仅明确合同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标的物和数量到确定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的种种合意，都可能被认定为预约，并受《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的规范。[11]
　　二、预约合同的涵盖范围
　　前述讨论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即在合同缔约的过程中，在双方尚未磋商到订立本约这两极之间，仅仅存在预约这样一种合同形态。而事实上，随着现代交易的日渐复杂，合同的缔结往往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渐进式过程，当事人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现实状况，往往订立各种类型的文本，这些文本是否都应该涵盖在预约合同的内容之中，并受《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的调整，还是将某些条款认定为其他类型的协议，将其剥离出去，这个问题不仅涉及预约合同的认定问题，同时涉及预约效力以及违反预约的违约责任和解除后果相关规则的适用问题，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一）预约和附（停止）条件的本约
　　实践中，当事人之所以订立预约而非本约，常常是因为交易尚存在一定的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障碍，因此双方往往会约定，一旦这种障碍消除之后（比如，房产登记或者开发商取得销售许可证成为可能），双方应该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本约。对于这种约定究竟应该认为是买卖合同的预约，还是一个附停止条件的买卖合同本约，存有争议。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小组认为，“附停止条件合同是从合同效力角度出发进行的分类，由于停止条件是否成就并不确定，故合同是否生效亦不确定。在预约合同，由其效力决定，除非法定事由，本约的签订是可以预见的。在附停止条件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明确，停止条件成就时，合同生效，当事人得依约定要求对方履行义务；在预约合同，本约尚未成立，当事人不得请求对方履行本约义务，但预约合同已生效，可以请求对方履行缔结本约之义务，否则对方构成违约。”[12]笔者以为，从本约的签订是否可以预见或者合同能否生效来区分预约和附停止条件的本约，并无太多理论依据，实践认定上也颇为困难。而是否可以履行本约义务，涉及预约的效力以及能否实际履行的问题（这本身也值得争议，详见后文第四部分），并不能成为判断是否成立预约的标准—至少在合同成立的时候，不足以区分当事人究竟在订立预约还是附停止条件的本约。在笔者看来，关键因素依然是当事人是否有确定的在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如是，正如前述争议条款，宜认定为预约；如果不存在这种意思表示，条件成就时能直接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确定的合同关系的话，就应该认定为附条件的本约。究竟属于何种意思，似乎也可能从合同文本的相关文字表述中看出来。比如，有学者指出，“不仅买卖合同本约可以附生效条件、生效期限，买卖合同预约也可以附生效条件、生效期限。因此，应当区别买卖合同附条件、附期限，与买卖预约附条件、附期限。例如，合同内容，有合同须经批准，须待房屋腾空，须待出卖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等条件的约定，不能轻率认定为附条件买卖合同本约，或者附条件买卖预约。区别的关键，在合同内容中与所附条件（或期限）相匹配的‘标志性文句’：有‘订立正式合同’文句，为附生效条件（或附生效期限）的买卖合同预约；有‘合同生效’文句，为附生效条件（或附生效期限）的买卖合同本约。”[13]当然，严格来讲，该学者此处所讨论的并不是附条件／期限的预约与附条件／期限的本约的区分问题，毋宁是预约与附条件／期限的本约的区分问题，否则就会得出此类条件／期限成就之前，预约合同没有生效的结论。[14]
　　（二）单务预约、优先性协议、选择权合同
　　单务预约是指仅一方预约当事人负有缔结本约义务的合同。学理上普遍认为，单务预约和双务预约一样，皆属预约合同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规范的预约仅指双务预约。[15]惟从该条字面上看，仅仅提到“当事人”、“一方”、“对方”等字眼，尚有将单务预约纳入该条调整的解释空间。最高人民法院该解释的起草小组也有将单务预约纳人调整的意思。[16]将同样符合合意性、约束性、确定性和期限性，而且学理上普遍认可的单务预约排除在本条规范的预约合同范畴之外，似无充分理由。
　　有学者认为，试用买卖即属于单务预约，试用买卖符合单务预约的基本特征：在试用买卖中，当事人的义务并不是买卖（移转所有权），而是缔结买卖合同。该合同对出卖人单方有形式拘束力。在买受人承认标的物，即行使承认形成权（成就随意条件）后，试用买卖转化为买卖，即从预约转化为本约。[17]对此，笔者更支持传统理论，即认为试用买卖属于附停止条件（生效条件）的合同。[18]盖在试验买卖中，就买卖关系的正式形成，并不需要订立一个新的合同来加以确定，也不存在事后一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订立合同的问题。出卖人一旦拒绝交付，买受人得依据现有合同法主张对方的违约责任，而无须适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的规则。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有意将预约和法国法上的优先性协议以及英美法上的选择权合同区别开来。所谓“优先性协议”，是指一方当事人给予另一方订立某一特定合同的优先权，一方只要决定订立该合同，在向其他人发出要约前，必须先向另一方发出要约。[19]所谓“选择权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或者一方依据合同享有在不同“被选事物”（如清偿方式、给付类型、价格等）之间作出选择的权利。[20]实务中，这类优先性协议、选择权合同，甚至包括一些不可撤销的要约往往很难和单务预约作出区分。对此，笔者认为，依然需要从预约合同的本质出发加以判断。区分的核心要素有二：一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否承担将来必须缔结新的本约的义务，与此相对应，相应的权利人是否存在主张必须订立合同的权利；二是看权利人是否可以通过单方行权的方式确定双方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无须再缔结新的合同。
　　（三）非预约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
　　在（本约）合同缔结过程中，实务中存在着大量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Letter of intent）、备忘录、君子协定（Gentleman’s Agreement）、临时协议（Punktation）、协定纲领（Heads of agreement）、草稿、目录等，之所以产生如此名目众多的文本，或基于交易实践形成的惯例，或源于国际贸易做法的引入。这些文本尽管在他国法上可能有明确的内容和效力，但一旦纳入到我国法中，由于缺乏明晰的法律规则加以调整，往往很难评价它们的具体效力。至于是否可以纳入预约范畴，也不能一概而论。以源于英美法的意向书为例，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有学者将意向书理解为不具有合同拘束力的文本，借此与存在缔约义务的预约合同区别开来。[21]也有的学者则对意向书作广义理解，泛指合同双方在缔结正式协议前就协商程序本身或就未来合同的内容所达成的各种约定，而将预约仅仅看作是意向书的一种特殊形式。[22]那么，应采何种标准来判断这些认购书等文本是否构成预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些文本尚不符合《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第1款等规定的合同成立条件，就不属于预约合同；其次，如果文本中缺乏订立本约的意思和目的，比如仅仅约定磋商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分配，那么预约合同也会因缺乏“标的”这一根本要素而不成立（但不妨碍成立不是预约的其他独立的合同）；再次，如果当事人在文本中明确排除合同拘束力的，比如约定“本意向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或“本意向书不产生对任何一方的权利或义务”，则也不属于预约合同的范畴。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只要符合《合同法》第14条、《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第1款的要求，在这些文本中明确了合同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订立本约的意思和标的物等要素，同时当事人没有明确排除合同效力，就一定可以构成预约合同了呢？答案也不尽然。该条中规定的这些要素仅仅是预约合同成立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换句话说，要构成预约，必须在内容的确定性上包含这些要素，但包含了这些要素，未必就构成预约。从《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的用词上就可见一斑。从实践上看，也的确存有争议。如果当事人之间通过合意的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地排除了其所签订的文本可以产生预约的效力，那么，这样的文本也不应被认定为预约。比如，可以试想，假如预约的效力是约束当事人必须通过一切手段缔结本约，而不仅仅是使当事人之间产生某种（诚信）磋商的义务，那么，这样的文本就不应该被认为是预约。[23]
　　看来，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对预约合同的效力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预约的效力
　　关于预约的法律效力，理论上存在着“必须磋商说”、“应当缔约说”、“内容决定说”、“视为本约说”四种，最高人民法院倾向于“应当缔约说”，即“预约订立后，预约双方须依诚信原则进行磋商，除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外，应当缔结本约，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24]笔者认为，基于预约的性质，预约的效力在于使当事人产生订立本约的义务，因此，表面看来，“应当缔约说”最符合预约的本旨。“视为本约说”间接否定了预约合同的存在价值，笔者在此不欲作讨论。真正令人困惑的是，依“应当缔约说”，预约要求当事人“依诚信原则进行磋商”，那么，“应当缔约说”和“必须磋商说”是否存在根本区别？
　　依最高人民法院的意思，“应当缔约说”比“必须磋商说”在合同的拘束力上程度更高，“预约人之合同义务较大”。[25]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必须磋商说”下，预约合同的当事人同样必须履行诚信磋商的义务，并不是进行简单的磋商就可以了；而相对应的，“应当缔结说”也没有对当事人课以比诚信磋商更高的行为要求—“在缔结本约前，如果某些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仍然要求当事人按预约内容订立本约合同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的，则应排除双方缔结本约之义务，以平衡双方利益”。[26]究其原因，在于订立预约时，交易并未定局，依然存在着一些未决事项。即使是已决事项，理论上也应该给予当事人在最终订立本约时根据客观情势的变化再磋商和作出修正的权利，以便终局性地通盘确定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此点也正是预约区别于本约的核心功能。因此，正如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小组所述，预约合同的理论基础只能是诚信和公平原则。由此也推导出，预约合同产生的拘束力仅限于诚信和公平原则所要求的程度。因此，预约的效力只能是“使当事人产生诚信磋商以订立本约的义务”。换句话说，在笔者看来，“必须磋商说”和“应当缔约说”并不存在根本区别，区别仅在于，前者侧重描述过程，后者侧重描述结果。
　　“内容决定说”则试图通过区分内容的确定性来界分预约合同的效力：若预约中已具备了本约的主要或者必要条款，则产生应当缔约的效力；若预约的内容非常简略，本约的主要内容需留待日后磋商且当事人仅有进一步磋商的意思，则产生必须磋商的效力。[27]抛开前面关于区分“必须缔约”和“必须磋商”的质疑不管，这一理论的问题还在于，究竟如何才算是“具备了本约的主要或者必要条款”，如何算是“内容非常简略”，这同样难以区分。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的规定，只要确定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就能满足预约合同的内容确定性要求。而另一方面，当事人就买卖合同的各种内容都可以进行进一步磋商，因此，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本身就有一个开放性的范围。这意味着，在足以确定预约到足以确定本约之间，存在着基于合同解释的方式补全本约内容的广泛空间。在这个范围内，当事人都存在着诚信磋商以订立本约的义务。如果此种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前文所提到的约定诚信磋商义务的合同可归入预约范畴自不待言。
　　如此理解预约合同的效力，也许有学者会提出质疑—即使不订立预约，当事人同样存在诚信磋商以订立本约的义务。学理上认为，基于《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如果存在不当中断磋商的情况，应当归入该条第3项“其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28]那么，预约与缔约过失责任是否会发生效力上的重合呢？换句话说，预约制度还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吗？
　　事实上，早期（19世纪末）预约制度之所以能够在德国和意大利确立和发展，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为了弥补缔约过失理论之不足。在耶林所创立的缔约过失理论中，缔约过失责任（Cupla incontrahendo）建立在过错（Cupla）归责的基础之上，并局限于合同无效或不成立时无过错的当事人主张信赖利益赔偿的场合。[29]以诚信原则为基础建构扩张当事人的先合同义务，包括诚信磋商的义务，明确的立法尚在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之后。[30]即使在现行法上，预约制度同样发挥着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不同的功能：首先，基于缔约自由的原则，在缔约过程中，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当事人才例外地负有磋商义务；[31]而在预约产生的义务中，诚信磋商是积极的合同作为义务；其次，在举证责任承担上，缔约过失责任下原则上需要由权利人来证明自己存在合理的信赖，同时对方的行为违背诚信，而在预约产生违约责任时，原则上权利人只需要证明对方存在不订立本约的事实即可，而由后者来证明自己不订立本约的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再次，缔约过失责任中并不存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问题，而在预约中，当事人可以通过定金条款、违约金条款或者免责条款等改变自己承担违约责任的范围和程度；最后，缔约过失责任原则上仅生《合同法》第42条“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国内通说倾向于将缔约过失责任下的赔偿限缩为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32]而违反预约要承担的是违约责任，并不局限于损害赔偿。对此，本文第四部分将作详述。当然，从广义上看，预约下的诚信磋商义务同样属于（本约）缔约过程中磋商义务的范畴，这也导致了在后文讨论的损害赔偿问题上，两者可能发生重合。
　　需要补充的是，预约仅生债的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如买卖预约之出卖人将预约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预约买受人不得主张该买卖合同无效。[33]此点在坚持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德国法上自然不是问题。在奉行合意原则的意大利和法国，由于正式的买卖合同一经订立，就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因此预约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缓和合意原则、阻却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效果。有学者甚至指出，在预约制度最为发达的意大利，预约实际上等同于德国法上的买卖合同本约，而本约则类似于德国法上的物权合意。[34]意大利司法实践中，在确定究竟属于本约还是预约存在困难的场合，也往往以能否产生物的移转效果作为认定的重要依据。[35]由于预约仅生债的效力，为了保障不动产买卖预约权利人的利益，避免出卖人将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意大利还专门修改民法典中的登记制度，在第2645条第2款中明确了预约登记的相关规定。实际上，在保障买受人的利益方面，意大利法的预约登记与德国法上的预告登记发挥着类似的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了预告登记制度。基于保障买受人利益的相同法理，应对“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作扩大解释，将不动产买卖预约合同纳入调整范围。
　　四、预约合同的违约救济
　　（一）关于违约责任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同法》第124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那么，《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与《合同法》第7章“违约责任”（尤其是第107条违约责任一般规定和第114-116条关于违约金和定金的规定）以及第6章第97条关于合同解除效果的规定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1．关于继续履行
　　关于预约能否享有继续履行或强制缔约的违约救济，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否定说认为“本条解释未赋予预约权利人请求强制预约义务人履行订立本约之权，是因为：依据合同法关于合同自由原则的规定，当事人对于是否订立合同有完全的自由，不受他人和组织的强制。如法院强制当事人订立买卖合同，将剥夺当事人的意思自由，而与合同自由原则相悖。因此，强制订立本约，属于合同法第110条第（1）项所谓‘法律上不能履行’”。[36]
　　肯定说认为，预约合同中的债务人所承担的缔约义务，是债权人基于双方共同签订的预约奠定的交易基础或事先约定条件作出订立本约的意思，而非简单地在合同书上签字或盖章。除非合同无效，否则当事人主张履行合同下的义务，恰恰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若债务人拒绝缔约，则债权人可以借助于判决的法律效力视为获得了被告应当作出的意思表示，从而达到强制债务人履行缔约义务的目的，此种强制履行的方式并不足以影响合同自由原则。大陆法系的德、日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理论和实务均采此立场，便是佐证。[37]当然，强制签订本约并不等同于强制当事人履行本约下的义务。[38]
　　内容区分说借鉴英美法上的经验，将预约分为“未包含主要条款的预约”和“包含主要条款的预约”。[39]对于“未包含主要条款的预约”而言，双方当事人只是进入初步磋商阶段，对于本约的具体条款未有具体的约定，而是留待进一步磋商。达成此种预约的双方当事人，仅负有诚信磋商的义务，而并未负有将来一定要达成合同的义务，最后即使一方不履行缔约义务，另一方也不能主张实际履行和要求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而在“包含主要条款的预约”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未来欲达成的本约的主要条款已经形成一致意见，此时双方当事人对未来达成本约具有合理的期待，通过合同的补充、解释等原则，双方能够达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合同。这种预约不仅可以要求实际履行，甚至可以主张本约的履行利益。[40]当然，实践中也不乏判例甚至直接将包含主要条款的预约认定为本约，支持当事人主张本约履行利益的作法，虽然起到了“曲线救国”的效果，但有违《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5条的文意，容易产生预约与本约认定上的随意性。
　　针对这些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小组坦言，“在论证过程中始终处于犹豫状态……宜将该问题留给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留待审判实践去进一步检验”。[41]
　　笔者以为，在预约能否实际履行的问题上，采物权变动合意原则的意大利法和采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德国法的实践经验颇具启示意义。在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颁布之前，理论界倾向于否认预约能够实际履行，并认为缔结本约的行为属于不可代替的作为义务，理由与前述否定说颇为相似。也有的学者从预约的范围和内容确定性要求出发，推导预约得否实际履行的问题。[42]而《意大利民法典》第2932条规定“有缔结合同义务的人未履行义务的，在有可能且不违反约定的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可获得使未缔结合同产生效力的判决。”[43]有意思的是，立法上的明确导致了随后的理论发生了根本转向—人们不再讨论预约的效力问题，反过来思考如果要取得这种判决，预约应该具备的确定性和形式要求问题。[44]由于预约可以被强制执行，同时判决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因此在意大利法上，预约往往具有较高的确定性要求，而随后的本约内容只是通过正式的公文书的方式重复了预约的内容。预约和本约的高度相似，使得理论界一直困扰于如何厘清本约与预约的关系，进而对预约的存在价值产生质疑。更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一旦将预约限缩于内容接近本约的程度，预约制度就越来越僵化了，缔约过程中的其他大量文本（本可纳入预约制度调整）就会流离于法律调整之外，这并不符合现代社会日渐复杂的缔约交易实践。[45]
　　在德国法上，尽管《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894条规定判决可以替代被告作出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但预约制度并没有发展起来，理论和实务鲜有关注。究其原因，根本上有四：一是由于德国关于缔约过失制度的理论和实务日渐发达，以诚信原则为基础扩大对当事人“先合同利益”的保护，部分稀释了人们对预约制度的现实需求；二是通过物权合意实现所有权变动，不需要通过预约来阻却所有权移转，可以更好地保障出卖人的利益；三是预告登记很好地保障了买受人的利益，避免出卖人一物二卖；四是由于可以强制执行，德国法上的预约同样需要具备较高的内容确定性和满足一定的形式要求，尤其是预约需要制作成公证文本和缴纳相关税收，从而增加交易成本。所以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会选择直接订立买卖合同本约。[46]近年来，德国法上也出现了弱化预约的内容和形式要求的趋势。在一方违反预约义务的时候，另一方也往往倾向于主张损害赔偿而非实际履行。[47]
　　意、德两国的实践说明，对预约能否实际履行或者强制执行不能作一刀切的判断。如果绝对支持预约的实际履行，一方面未必符合缔约阶段当事人的具体利益需求，另一方面也会使预约的认定被课以过高的内容和形式要求，使得大量本该纳入预约调整的合同流离于预约规则之外。不过，笔者也不完全赞同内容区分说的观点。在笔者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解读《合同法》第110条规定的“法律上不能履行”。真正决定预约能否履行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合同存在多少未决事项或者预约内容上是否包含了本约的主要内容，毋宁是在预约合同订立时，这些未决事项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未决事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观未决事项，即当事人之间就待决事项的内容在主观意图上无法达成一致，希望未来再予明确的事项；另一种是客观未决事项，即当事人之所以无法就待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不是因为当事人主观上的犹豫态度，而是因为存在一些客观障碍，导致在订立预约时双方无法达成共识。比如，在商品房买卖中，基于商品房建造和交易的特殊性，当事人订立预约时往往无法对具体交付和办证时间、最终房屋面积等事项达成一致，而需要在订立本约时才能确定。笔者以为，对于主观未决事项，当事人本身对于交易的成立持保留态度，法官显然不能代替当事人补全未决事项，促成交易，否则的确干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空间；而对于客观未决事项，只要法官可以利用合同解释的客观规则补全本约相关内容，就可以实际履行，并不构成对当事人自由的僭越。在后一种情况下，甚至可以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对缔结本约和履行本约的诉讼进行合并。当然，究竟属于主观未决还是客观未决事项，需要法官根据预约订立时的具体情势、合同文本内容表述、当事人主观意思解读等进行综合判断。
　　2．损害赔偿
　　关于违反预约的损害赔偿，依据《合同法》第124条的规定，在其他法律和合同分则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原则上应该适用合同总则的相关规定。关于合同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明确，“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问题是，如何理解预约合同之“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仅指订立本约还是包括订立本约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本约的履行利益？理论上讲，如果“订立本约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中不包含本约的履行利益，那么，赔偿预约的履行利益—订立本约的利益，无非是开具了一张“空头支票”。意大利法就明确认为，违反买卖预约合同中的缔约义务，权利人可以主张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要求标的物市场价格和预约中约定价额的差值。不过，令人困惑的是，如果像意大利法那样肯定预约的履行利益赔偿（进而等同于买卖合同本约的履行利益赔偿），虽然可以通过预见性规则等来限制其损害赔偿的范围，不至于造成大的冲击或不公平感，但必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预约和本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应该在拘束力、损害赔偿上等等，都应当有所区别？
　　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小组认为，在违约责任上，预约和本约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预约合同违约没有可得利益损害。与笔者的理解不同，起草小组认为“预约合同的履行只是发生签订本约合同的行为，即建立一个新的合同关系。预约合同履行行为本身并无任何交易发生，没有生成任何经济利益。若未达成本约，仅是丧失一次订立合同的机会，并无可得利益损失。”[48]起草小组进一步认为，相对于本约而言，预约其实处于订立本约的先契约阶段。违反预约的行为既是预约违约行为，也可以视为本约的缔约过失行为。预约的损害赔偿应相当于本约的信赖利益赔偿，同时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限。[49]“在最高不超过履行利益的范围内，由法官从利益平衡和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出发，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守约方的履约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合理的成本支出等因素，酌情自由裁量”。[50]
　　司法解释起草小组将预约纳入本约的缔约阶段思考损害赔偿问题，看到了预约合同性质上的特殊性，值得肯定。但将预约的赔偿范围局限于本约的信赖利益赔偿之内，依然有商榷的余地。在这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下损害赔偿范围的研究成果颇具启示意义。有学者指出，决定缔约过失责任下损害赔偿范围的并不是信赖利益还是履行利益之区分，而是看是否存在《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缔约过失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51]也有学者从缔约阶段论的视角出发，认为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范围应根据缔约所处的交易阶段进行区分。“如果同意现代可能涉及缔约过失的复杂交易，其规范关系为渐进渐出，而非全有全无，则这种纯粹以契约有没有成立生效来决定的形式观点，显然不能反映交易的需要。损害赔偿责任所要求的原因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本来就不需要强到‘充分必要条件’的程度，因此如果订约已至成熟阶段，而若无缔约过失已确定可订立有效契约，则仍说履行损害与该过失行为无因果关系，与民法损害赔偿责任的实害赔偿原则，显然已经违背”。[52]比照这种缔约过失责任的处理办法，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问题同样可以根据缔约阶段的成熟度进行区分。对此，某意大利学者有个形象的比喻，即将预约比作是“未脱茧的蝉蛹”—如果把脱茧的过程看作订立本约前的过程，那么，这种预约的存在空间也是很广的，预约可能包括初期的预约和待成熟的预约，以及无限接近本约的预约。[53]因此，一旦将预约纳入到本约缔约阶段的视角进行考察，对违反预约究竟应该如何赔偿，可以根据缔约所处的状态进行判定。具体而言，要根据违约行为所侵害的债权人利益的大小以及违约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进而通过《合同法》第113条的可预见性规则进行限缩。总体而言，交易越成熟、越接近本约的订立，在损害赔偿上就越靠近本约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当事人也往往越能预见到不订立本约给守约方带来的损害。相反，则越靠近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甚至不作赔偿。在判断交易的成熟度上，前述关于主观未决事项和客观未决事项的区分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当事人之间尚存在许多主观未决事项，说明交易还远不够成熟，而如果仅剩一些客观未决事项有待事后确定，则往往说明缔约过程已经接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