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的现状与对策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迟晓然


内容摘要 本文主要通过对社会上存在的家庭暴力的现状的调查，对产生家庭暴力的原因进行深入的阐述，从而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表了自己的几点看法，得出了如下观点，即反家庭暴力必须做好如下三件事：一是预防暴力的发生；二是制裁施暴者；三是向受害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和保护，要从自立救济、社会救济、司法救济三个角度进行努力。
关键词 家庭暴力 司法救济 冷暴力 精神虐待 受虐妇女综合症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是在法律、道德、亲情的框架下形成的，而发生在家庭内的暴力事件不仅侵犯的是法律的严肃性还有对维系家庭的纽带----亲情、爱情、道德进行的践踏，其危害性更强于普通的暴力犯罪。然而现状是不如人意的，“今天，欧美国家存在一种奇怪的规范，它使结婚证书变成了一张准予殴打和虐待的挈约，对妇女最暴力，最隐蔽的家庭暴力正成为‘悄悄的暴力’”。在我国这种现象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全国妇联统计，2002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总数31万多件，有关婚姻家庭权益的占到总数的52．4％，其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占到婚姻家庭类总数的22．5％，由此可见，家庭暴力仍然是妇女维权的热点和难点。据相关调查表明，在2.7亿中国家庭中30%存在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1]由此可以看出家庭暴力问题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家庭范围，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应上升为国家应负的责任，然而什么是家庭暴力呢？根据《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l条规定：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这也是我国在立法上第一次对家庭暴力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对其后果进行了定性。然而因家庭暴力的显著特征在于其隐蔽性，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家庭内部矛盾，在预防和制止始终是个难点问题，本文主要围绕社会上家庭暴力的现状、形成的原因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对策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发表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 家庭暴力的现状
（一）存在的普遍性，全国妇联2002年作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在2.7亿中国家庭中30%存在家庭暴力，每年大约有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家庭暴力问题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家庭范围，仍然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
（二）受害者大多是女性，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在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在家庭暴力案件中仍然是主要的受害者。
（三）受害者维权的艰难性，因家庭暴力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传统观念上很多人仍然将其作为家庭内部矛盾来看待，一些人仍然抱着 “清官难断家务事”、“不告不理”的态度，从而被动应付，不能主动积极地去预防制止家庭暴力。从而使对受害妇女的救济和帮助不够及时。使受害者的维权具有一定的艰难性。
（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暴力不断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冷暴力”、“精神虐待”、“高知识阶层”等逐渐成为谈论家庭暴力问题时频繁出现的关键词。
二、 存在家庭暴力的原因
（一）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仍然是产生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
封建传统观念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原因，虽然新中国早已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但在家庭暴力事件发生较多的农村落后地区，不少家庭还受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封建思想的毒害。许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不告不诉。这些思想都助长了家庭暴力的发生
（二）我国惩治家庭暴力法律法规仍然不够完善。
事实上，我国对于家庭暴力并非“无法可依”。我国的《刑法》、《民法》、《继承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治安管理条例等对此都有相关的处罚规定，但是并不完善，存在着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这些都成为了家庭暴力滋长的原因。
（三）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因素。
根据暴力发生的 “压抑一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当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四）基层社会防范控制乏力。
家庭暴力向来被视为家庭私事，邻居不劝，社区居委会不告不问，司法机关认为家庭纠纷无从插手，即使被打的鼻青脸肿，如不构成伤害罪，对施暴者也无法处罚，致使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很少得到制裁，从而助长了家庭暴力事件的增长。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暴力的默许，是对施暴者的宽容。
（五）心理因素是家庭暴力加剧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妇女报》对于家庭暴力原因的调查，55％的调查对象归因于男性的素质差，文化教育水平低。加之一些受害人往往顾及面子，不愿求助于社会，即使希望有关部门干预，也只想通过教育来制止丈夫的施暴行为，不愿丈夫受法律制裁，这反而导致家庭暴力的逐步升级。
三、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对策
家庭暴力现象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因素，又有现实的因素；既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又有物质利益方面的原因。我认为，反家庭暴力，主要应做三件事：一是预防暴力的发生；二是制裁施暴者；三是向受害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和保护。在对策上应在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努力，要在号召广大妇女同胞加强自立救济的同时，加大社会救济的范围，加强司法救济的力度，这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一）在观念上要树立全新的男女平等观念，加强意识防范。
要加强防范，减少和制止家庭暴力，首先应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和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树立性别平等观念，破除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等陈腐观念，形成尊重妇女的社会风尚。在基层，特别是在司法、执法部门的日常工作中，要对广大妇女作好普法教育，使其认真对待第一次家庭暴力，要认识到如容忍了一次就会有更多次的家庭暴力，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在遭受暴力时应及时请求居委会社区及相关机构出面协商解决，要尽最大可能保证自己与孩子的人身安全，如遇危险不应再以“家丑不可外扬”来约束自己，要大声求救尽可能让领导听到或寻找机会报警，在受伤后要及时救治，要求医生详细、准确、客观地纪录伤情，为进一步寻求司法鉴定创造条件，最好在第一时间越到派出所，请求他们开出验伤通知书，到指定医院验伤或司法鉴定部门作伤情鉴定，为今后法律救助保留有利的证据。总之，对待家庭暴力问题我们要在充分认识家庭暴力的危害性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齐抓共管有效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以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二）构筑防范网络，增强社会防范，　不断拓宽家庭暴力的社会救济范围。
一是在公安基层派出所和110报警中心增设“维权报警台”，确保受害者报警后，在最短时间内，家庭暴力得以制止并得到依法处理。二是设立家庭暴力投诉点，建立社区维权站，开通热线电话，设立投诉信箱，接受妇女群众的咨询和投诉，坚持有访必接，有接必办，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及时给予援助。三是建立完善伤情鉴定中心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让需要救助的妇女儿童及时得到伤情鉴定，获取充分的证据，维护受害者权益。四是加强心理健康咨询工作，让那些工作压力大、心理压抑的人通过心理上的疏导，解除紧张焦虑状态，防止和避免家庭暴力的产生和发展。五是充分发挥妇女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满足不同妇女群体多样化需求；同时充分挖掘社区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组建多种类型的志愿者队伍，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者服务活动，在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维护家庭及社会的稳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律防范，加强对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力度。
司法救助是国家救助形式，具有法律强制力，是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最终救济方式。我国现行法律救济途径主要表现在《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禁止家庭暴力”的原则性规定：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即受害的暴力侵害赔偿的依据；第四十六条分别规定了对实施家庭暴力请求损害赔偿的依据；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五条分别规定了对实施家庭暴力者给予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这样看来，我国现行法律明文规定了对家庭暴力的救济途径主要有：请求离婚或提起自诉。这些规定已完全不能满足现阶段对家庭暴力的救济，因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完善对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从而从司法这一国家强制力的角度来应对家庭暴力。
首先要从侵权的角度看待家庭暴力，建立夫妻侵权责任，并不是否认夫妻关系存在着较多伙伴关系的特点，否则就不需要那些调整夫妻人身和财产方面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了。因此，实施这项制度应周密考虑，区别对待。可以把各种民事责任形式引入，例如对婚姻存续期间承担的民事赔偿判决，受害人要求立即执行的可以执行，受害者只要求加害人改过不需要立即执行的，可把赔偿判决作为附条件的债务，在将来离婚时执行，不离婚就不执行。夫妻离婚应逐步以夫妻侵权制度来取代历来“照顾”的做法。
第二：强化法律责任，除现行法律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的暴力行为应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但对于更多的轻微伤害，也要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这方面，各地相应出台了一些实用的地方性法规。婚姻法的修改可吸收其部分条款。对于执法人员的责任要明确分工，防止互相推诿，注意各法律文本、条款之间的衔接，填补某些“真空”。明确对家庭暴力的预防、监督机制，以及对受害妇女的法律援助机制。家庭暴力是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
第三：是构架家庭暴力法如前所述，我国家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均散见于各类法典、法条中有许多漏洞和缺失，并未提出来及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和社会实践，因此家庭暴力法应包括：1．保障性规定。即通过法律条文对家庭成员各自在家庭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这现在在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中已有所表现。2．惩罚性规定。在该规定中，构架选择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相互协调运用惩罚模式。可选择性惩罚规范，主要针对家庭成员之间的成年者的身体伤害或精神虐待，不是非常严重的，但有必要加以惩戒的，可由被害者在法律许可范围内选择惩罚措施，由执法机关加以执行。强制改过惩罚规范，主要针对触犯刑律以家庭成员权益受到侵害时，由执法者强制对施暴者进行处罚。3．社会服务性规定。如果紧急庇护所、电话服务专线、法律扶助等各项服务，应从法律上加以肯定，并且政府应对其提供经费辅助。在施暴者方面应提供教育、医疗服务。如此一来，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司法机构与社会服务配合的体制，彻底解决家庭暴力的问题。
第四：要对以家庭暴力引发的“以暴制暴”案件给予最大的同情与宽容，要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论引入到此类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中，受虐妇女综合症系指妇女长期处于家庭暴力的折磨摧残之下表现出的一种特殊行为方式。其暴力行为背后有着长期遭受虐待、暴力侵犯的历史背景，她们之所以不求救、不离婚而选择了杀人，是因为她们已陷入家庭暴力中无法自拔，她们不能摆脱、阻止丈夫的暴力摧残，也没有足够的社会力量帮助她们摆脱暴力，而她们又不愿挨打，又想活下来，所以在极度恐惧与绝望中会产生过激行为，因此我们在此类案件的审理中必须认识到这种以“以暴制暴”的妇女犯罪案件者，受虐妇女都是有主观恶性都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特点，因此引入“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进行定罪量刑，是符合刑罚的价值理论的，并且此类案件在国内的刑事审判中也有成功的判例。


注 释：
[1]2001年3月2日《中国青年报》调查报告
[2]丽贝夫.丁.库克 黄列译《国家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负有的说明责任》



参考文献:

1．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妇女权益保障法知识手册》2006年6月
2．苏力《冷眼看婚姻》《中国妇女报》2000年10月
3．《完善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法律思考》裁《现代法学》2001第二期
4．《民法字判释研究与适用》北京大学出版社注释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的独创，被西方学者誉为司法制度中的“东方之花”。人民调解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延伸，在防止矛盾激化，减少犯罪，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人民调解工作及其与诉讼制度的衔接方面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现结合具体调研情况对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有关问题做如下浅析。

　　一、现状

　　人民调解法上的民间纠纷是指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涉及人身权、财产权益的民事纠纷，以及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其他纠纷，如婚姻、继承、赡养、邻里通行排水采光通风关系、债务、轻微侵权的一般民事纠纷；或因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物业管理、医疗纠纷、催讨欠薪等不涉及行政管理、刑事犯罪的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其他纠纷。在实践中，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往往会向法院提起诉讼。例如当事人如果就遗产继承等问题达成调解协议后再发生争议而提起诉讼时，往往会出于就近原则的考虑而选择就近的法院或是出于便于诉讼的考虑选择调解委员会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违背民事诉讼法中有关专属管辖的相关规定的情形。民事诉讼法上的专属管辖指法律规定的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专门由特定的人民法院管辖，其他人民法院无权管辖，当事人也不得以协议的方式改变这种管辖。例如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等都对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的范围、调解主体做了不同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司法确认程序依据的混乱。实践中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基层法院不经过立案庭审查立案，一般由办理诉前调解案件的法官直接审查予以办理，导致该类型案件管辖权审查不严格，因而往往会出现超出管辖范围的情况，同时又没能执行随机分案制度。《人民调解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仅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民事调解协议可以申请司法确认，对商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没有规定，实践中商事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仍然沿用民调确字案号，导致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程序的调解协议的范围狭窄，限制了该制度化解矛盾纠纷作用的发挥。作为调解主体的人民调解委员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不高，其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表述大多过于简单、模糊，难以执行，导致调解协议不能确认的居多。法院在审查调解协议时，会咨询人民调解委员会意见，影响了法官独立的审查判断，审查程序过滤违法调解协议的功能大打折扣。

　　在审查程序及审限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司法确认申请，应当在三日内决定是否受理。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司法确认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十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人民调解协议是经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有关事实问题都已经比较清楚，因而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审限是较为合理的。　　　

　　二、问题和对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第一条确认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并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可见,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首先要对调解协议的效力作司法确认,而这一过程,实际上相当于把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所达成的合意又重新通过普通民事诉讼程序予以确认,如果没有经过这道程序,人民调解协议依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仍不能以此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于社会资源来说既是一种新的浪费,亦不利于树立人民调解的威信,更势必增加法院的诉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和第二百一十六条已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和不需要制作调解书而记录在案的调解协议,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如将人民调解协议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即由人民法院应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使该调解书具有民事调解书同等法律效力,当事人可据此申请强制执行。如此衔接,既可以解决调解协议书存在的现实瓶颈问题,也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　　　

　　而关于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七条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案外人认为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确认决定。调解协议内容侵害案外人权益的情形，主要存在于产权交易纠纷和遗产继承纠纷中。突出表现在产权处分方隐瞒财产权属情况，与对方达成调解协议以致侵害真实权利人或者其他共有权人的权益；或者部分继承人未经同意，以调解的方式擅自处分被继承人的遗产，损害其他继承人的权益等方面。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外人法律知识水平不一，往往会出现知道自己权益被侵犯却不知如何救济，从而导致超过时效才向法院申请的情形。因此人民法院在确认审查中有关涉及产权交易的案件，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交产权权属证明，防止非真实权利人或者部分共有权人无权处分财产，以调解的方式侵害真实产权人或者其他共有权人的权益；涉及遗产继承的，应当查明被继承人遗产范围并要求当事人提供全部继承人的基本情况，以确保调解处分的财产确属遗产范围，并防止因遗漏继承人而侵害其相关财产权益。一旦发现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侵犯，应当不予确认。

　　在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要根据不同的案情，对于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一般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去处理。一是只要有一方当事人提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请求的，并以人民调解协议为据要求对方履行协议的，应当单列对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作出确认判决。在人民调解协议有效的前提下，才对是否履行协议作出判决；二是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请求的，但仍以人民调解协议为据要求对方履行协议的，也应当单列对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作出确认判决。在人民调解协议有效的前提下，才对实体事项作出判决；三是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请求的，避开人民调解协议，另行提出诉讼请求的，应着重向原告释明在不经过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前提下，原告避开人民调解协议，也是违约行为，有违约行为的就要承担违约责任。故遇到避开人民调解协议另行提出诉讼请求的案子，原告应提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无效的请求。在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无效的前提下，才能审理原告的避开人民调解协议的诉讼请求，否则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样做比较符合《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在单纯确认人民调解协议实体部分的效力时，首先应区分是否是民间纠纷，是民间纠纷的且实体部分合法的，予以确认为有效。虽是民间纠纷但实体部分不合法的，则应确认为无效；不是民间纠纷的，不予确认，裁定驳回起诉。

　　关于执行人民调解协议的问题，按《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过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为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以人民调解协议为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以下两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的处理。第一类是以未经过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为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为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这类案件的人民调解协议未经法院依法确认效力，不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应裁定不予受理，已受理的要裁定驳回执行申请；第二类是以经过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为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为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要按不同的案情来处理。其一是人民调解协议所有的条款都合法的案件，给予全部执行。其二是人民调解协议的部分条款不可执行的，或者涉及人民法院当初确认人民调解协议错误的，要区别对待。对于那些不可执行的，即使当事人申请了，法院也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如执行人员发现人民法院当初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案件确实错误的，应当中止执行，提请本院院长对当初确认案件决定再审，待再审有结论后，依法决定是否继续执行。

　　此外，在司法实践当中，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官对调解协议进行全面审查的多，进行部分审查的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时应提交的证明材料，但没有明确审查人民调解协议的哪些内容。为防止出现错案或审查失误诱发信访，在司法确认案件中，法官均对调解协议涉及的事实和法律关系进行全面、严格的审查，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诉累。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下列建议1、扩大司法确认适用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仅规定人民调解的司法确认，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虽将其他调解协议纳入司法确认范围，但未上升到立法的层次，亦没有规定可操作性的办法。因此建议对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其他组织以及人民法院建立的调解员名册中的调解员经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应该列入允许申请司法确认的范围；2、增加司法确认告知程序，即在有关组织进行居中调解时，明确要求调解员在调解成功后，应明确告知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相关规定并将这一程序记入调解笔录，或者在调解协议书之后载明有关进行司法确认的规定，以提醒当事人。在必要时，也可以以制作便民服务指南等形式，公示司法确认有关规定和申办流程，提供司法确认申请书样本，确保让群众对司法确认知情；3、明确宽严相济审查标准。一起纠纷的解决，既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宽容程度、本人的法律认知水平及对调解人员信赖程度，有时候也还会涉及到当地的民俗民风。因此，在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时，应遵循以法律审查为主，事实审查为辅的原则，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放松法律标准，避免介入对事实细枝末节的审查和认定。对调解协议中未处理的项目，当事人提出来的，应在确认决定书上保留当事人必要的诉权；4、建立相应的救济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中仅仅赋予了案外人申请撤销确认决定的救济权。而在具体实践中，鉴于司法确认程序与督促程序在法院只作书面审查的相似性，应当允许对错误的司法确认决定书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救济，裁定撤销。对于恶意串通和虚假确认的，要严格落实相关制度追究有关主体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