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新增了危险驾驶罪，其主刑只设定了拘役刑罚，刑罚低轻，刑种单一，为刑法诸罪刑罚设置的独一无二。司法实践中，刑种单一或可给科刑带来某种程度的方便，但在强制措施的采取上，却打破司法常态，凸显出其特殊性，简而不便。笔者在此谈谈拙见，敬请指正。
一、依法不能适用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措施
至刑法修正案（八），我国刑法罪名已达到451个。非常有意思的是，除危险驾驶罪外，对其他450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都可以做到“一押到底”，即从立案侦查开始到交付执行，可以通过相继采取拘留和逮捕措施，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直处于羁押状态中。这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来说无疑是严厉的，但对司法机关来说却能保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直在案，最大限度地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所以司法机关往往“偏爱”逮捕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谦抑性原则受损。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是其区别于其他犯罪的关键所在，从而决定对该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排斥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条件（即逮捕罪责条件或刑罚条件），导致整个刑事诉讼中不能采取该逮捕措施。尽管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因刑拘而受羁押，接下来就得因不能采取逮捕措施而变更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无法“一押到底”。
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三项条件：（1）犯罪事实条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2）罪责条件，即“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3）社会危险性条件，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对逮捕该当性的评价，取决于上述条件的认定，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本身就蕴涵着一定的审查规则，犯罪事实条件为首选，罪责条件次之，而社会危险性条件则是再次之，逐一满足方可。但只要有一个条件不能满足即可作出否定性评价。而作出逮捕否定性评价要注意优先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特别规定。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6年12月31日《关于审查逮捕和公诉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高检发研字[1997]1号）规定，只要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就应不予批准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有四项均属排斥逮捕罪责条件的情形。新增的危险驾驶罪，其法定最高刑罚为拘役6个月，不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也应属于排斥逮捕罪责条件的法律特别规定，可谓法定不能捕。
因此，对危险驾驶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必须充分注意到这种犯罪刑罚规定的特殊性，防止错误采取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措施。对公安机关仅就涉嫌危险驾驶罪，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提请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只需以“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为由，即可不予批准逮捕。反之，如果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则属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这种错捕，应当依法纠正。如，2011年5月11日，遵义县检察院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冉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使得冉某成为“醉驾入刑”以来该院批捕的首名醉酒驾驶的机动车驾驶员 。①笔者认为，该案审查时就没有注意到危险驾驶罪刑事规范存在的否定逮捕罪责条件的法定因素，对冉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显然是错误的。当然，这种错捕不在国家赔偿之列，因为国家赔偿法第17条规定的错捕赔偿范围只限于被撤销案件、存疑不起诉和宣告无罪的错捕，其以没有犯罪事实为提前条件。
二、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6条或第57条的规定可予逮捕
对涉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采取逮捕措施，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刑事诉讼法不止是以第60条规定了一种逮捕，还以第56条和第57条规定了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义务的另一种逮捕。前者是以实体违法为前提，是司法实践中常用的普通逮捕；后者以程序违法为前提，如被取保候审人、被监视居住人擅自离开住处、指定居所或所居住的市、县，擅自会见他人，传讯不到案，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等严重违反刑事诉讼秩序情形，是司法实践中少用的特殊逮捕。从法理上讲，危险驾驶案件排斥采取普通逮捕，但并不排斥采取特殊逮捕。
危险驾驶案件属于轻罪案件，既然无需采取普通逮捕，那为何还有采取特殊逮捕一说呢？因为特殊逮捕对危险驾驶案件也同样具有保障诉讼作用。司法实践中，危险驾驶案件一进入起诉、审判阶段，就应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但司法机关却无法保证都能自觉接受审查或审判，难免有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过程中潜逃或传讯不到案，造成刑事诉讼中止。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在于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当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不足保障时，羁押性强制措施就取而代之，当羁押性强制措施过而欠当时，就应变更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强制措施的非羁押型与羁押型之间具有互补作用。对于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6条或第57条规定的义务，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21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1999〕9号）第53条或第68条规定的标准 ，②就应当依法采取特殊逮捕。特殊逮捕正好解决了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逃跑，司法机关需要采取羁押措施的法律障碍，弥补了采取普通逮捕法定不能的不足。刑事诉讼法第123条第1款规定：“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如果要通缉在逃的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针对“应当逮捕”条件，也只有采取刑事诉讼法第56条或第57条规定的特殊逮捕才能于法有据。
三、公安机关刑拘释放时应及时变更强制措施
《刑法修正（八）》自今年5月1日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已陆续判处了一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案件，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快审快结，诉讼期限短。如，山东醉驾判刑第一人张某，5月5日晚被查获，5月9日即被梁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诉讼用时仅为3日（周六、周日除外） 。③由此刑事司法与理论界有人提出要探讨建立新的快速审理机制。笔者认为，醉驾、飙车入罪作为倍受公众关注的新型犯罪，司法机关在生效伊始以快速查处带来轰动效应，时过半月就已收到全国酒驾案件大幅度下降的预期效果，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司法应保持理性,在追求高办案效率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严格程序，求快不违法，正确采取强制措施。司法实践应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1、公安机关不应不变更强制措施而移送审查起诉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正在实行危险驾驶或者在危险驾驶后即时被发觉的犯罪嫌疑人，有权对其刑事拘留3日，特殊情况还可以延长4日。虽然公安机关认为应对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起诉，以追究刑事责任，但公安机关不能一如其他犯罪案件那样，认为需要逮捕的，在拘留期限内，依法办理提请批准逮捕手续，而只能解除刑拘措施，予以释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公安机关释放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变更强制措施，理由是：
第一、公安部1998年5月14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35号）第113条第2项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不需要逮捕的，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手续后，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根据这一规定，刑拘释放后不变更为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措施而移送审查起诉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就属违反公安机关办案程序。
第二、只有在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前提下，才能在后来不得已的情况下启动特殊逮捕程序。拘释放后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一旦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逃跑，司法机关就无法律依据对其缉拿到案，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也不会因逃跑行为而承担什么法律责任。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在起诉和审判阶段显得尤为重要。
2、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不能共享刑拘期限办案
从司法实践来看，不少醉驾案件是现场查获、当场抽血取证、被告人认罪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完全可以在有限的刑拘期限内完成侦查、起诉和审判等刑事诉讼活动。也许会有人认为，既然不能采取普通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变更强制措施又麻烦，干脆占用公安机关的刑拘时间将案件审结，岂不快捷省事。笔者认为，刑拘期限是侦查专用期限，起诉与审判阶段占用于法无据,如果公安机关在未变更刑拘措施的情况下直接移送审查起诉,以便检察机关及审判机关在法定刑拘期限审结,无疑是违法的，应当严格禁止这种非法占用或“借用”。
3、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应当重新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1999年8月4日《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公通字[1999]59号）第22条的规定，对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已经采取取保候审的，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时，如果需要继续取保候审，或者需要变更保证方式或强制措施的，受案机关应当在7日内作出决定。而且根据该《规定》的第23条规定，原决定机关收到受案机关的变更强制措施决定后，还应当立即办理解除取保候审手续。
四、审判机关不能依据未生效的刑事判决进行收押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3条的规定，危险驾驶罪犯因被判处拘役，应由公安机关执行。而根据公安部2008年2月29日《看守所留所执行刑罚罪犯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98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2条第2款规定，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由看守所执行刑罚。拘役必须羁押执行，没有被逮捕的危险驾驶罪罪犯判决生效时怎么收押呢？早在1980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所作的《对于未逮捕的罪犯可根据判决书等文书收监执行的批复》（高检刑字[1980]第66号）就已经规定，对于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未逮捕的罪犯，公安机关可根据刑事案件执行通知书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收进劳改、拘役场所执行，不另办理逮捕手续。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2日《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3号）第350条又规定：“罪犯需要羁押执行刑罚，而判决确定前罪犯没有被羁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生效的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将罪犯羁押，并送交公安机关。”对此，公安部《管理办法》第8条也有相应规定，看守所在收到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送达的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副本和人民法院判决书、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的当日，应当办理罪犯收押手续。上述规定非常明确，无需办理逮捕手续，可凭生效刑事判决收押危险驾驶罪犯以执行拘役刑罚。
但是，对没有逮捕的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宣告后的上诉期限内，或者二审终审判决宣告前，审判机关能否凭借未生效的一审判决对其收押呢？结论是不能。因为收押必须持有相应的法律羁押手续，未生效的刑事判决文书不在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法定依据之列。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1996年12月31日《关于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高检发研字[1997]1号）的规定，即使公安机关采取过逮捕措施，但变更逮捕措施后，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也应当重新报捕，而不能自行决定收监。同理，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也存在重新决定逮捕的必要。司法实践中，其他犯罪的被告人被一审法院宣告判处监禁性刑罚时，会当庭立即收押。当庭收押所依据的是经法院决定的逮捕措施，而非未生效的一审判决。可此时对被宣告犯有危险驾驶罪的被告人既不能采取普通逮捕，也因没有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义务而不能采取特殊逮捕，故仍然不能收押。相对来说，一审法院既然判处的拘禁性的拘役刑，但却不能予以收押，还有对被告人失控的风险，未生效的有罪判决文书的拘束力还比不上一张逮捕证，审判机关对此是无奈的，但在现有的刑事诉讼框架下，只能让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告人继续处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状态之下。当然，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审判机关可依据判处拘禁性刑罚的一审未生效刑事判决而无需采取逮捕措施即可收押被告人，则能从刑事立法上解决这一司法尴尬的局面。

注释：
①源于中国西部开发网，2011-5-12，《贵州省遵义县首名醉驾犯罪嫌疑人被捕》一文。
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3条规定：“对下列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逮捕：
“（一）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二）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
“（四）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经传讯不到案的。”
第68条第2款规定：“下列违反监视居住规定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对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逮捕：
“（一）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
“（二）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三）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的；
“（六）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经传讯不到案的。”
③源于《大众网》，2011-5-11，《山东醉驾入刑第一人 济宁张某判拘役两月》一文。


* 作者系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公诉二处长。
试论票据的善意取得

肖斐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嬗变
善意取得制度的源起之所以不能像诸多的民事法律制度那样，追溯到罗马法，而是以日耳曼法的法律原则为契机演绎发展起来，
在罗马法上，尚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而是奉行“任何人不得将大于其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侧重对所有权人的保护，即使受让人为善意，所有人也得对其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应予注意的是，罗马法并非完全无视受让人的利益，而是规定善意受让人得主张时效取得，而且其取得时效期间较短，仅为一年。日耳曼法与罗马法有所不同，它基于“以手护手”观念，采纳“所有人任意让他人占有其物的，只能请求该他人返还”的原则，侧重对受让人利益的保护。一旦权利人将自己的财产让与给他人占有的，只能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占有物，如占有人将财产移转给第三人时，权利人不得向第三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只能向转让人请求赔偿损失。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就是近代以来以日耳曼法的这一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
二、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概说
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又称票据的善意取得，他是票据法中规定的票据权利原始取得的重要方式。所谓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是指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法，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地从无票据处分权人处取得票据，即取得票据权利的制度。
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票据以其独特的支付、汇兑、信用等功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票据立法的宗旨，在于促进票据流通，保护交易安全。如果在其一交易环节中发生了票据转让是由无处分权人所为的情况，在票据上原真实权利人与受让票据的善意持票人的利益对应上，票据法明确规定保护善意持票人的利益，而牺牲真实权利人的利益。日本学者长谷川雄一认为善意取得是对于取得者对转让人为权利人这样一种信赖的保护的制度，从而治愈了其前手无权利的瑕疵。
有关善意取得，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例：
1. 确定权利说。《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6条2款规定：“汇票持有者因任何原因失去汇票时，其已依前项规定对该汇票证明其权利之执票人，无放弃此项汇票之责任，但其取得汇票有而已或者重大过失者，不存在此限。”通过分析发现，在此规定上并未出现“善意取得票据权利”的字样，而是通过对持票人恶意及重大过失的判断来认定票据丧失者的票据返换请求权的有无。
2. 反面解释说。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票据法上的“反面解释”模式规定：以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不享有票据权利（我国《票据法》见于第12条），反过来就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即享有票据权利。
3．正当持票人说。英美票据法强调正当持票人制度，它也强调持票人的善意（good faith）。但是正当持票人制度的内涵和外延都比善意取得制度大得多，正当持票人的权利也不仅只是票据权利，还包括不受某些抗辩的权利（见于《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305条）。不过，票据的善意取得者只要支付了对价，他在英美票据法看来就是正当持票人。
一般来讲，前两种立法是比较典型的票据善意取得制度。实际上，二者在理论构成上也无重大差异，只不过在行文上强调不同的侧重点。
三、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是指在判定票据权利是否为善意取得时必须具备的法定要件。
（一） 须是从无票据处分权的人手中取得票据
所谓无票据处分权，笔者认为应该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为无票据权利亦无处分权；二为有票据权利但无处分权。第一中情形比较常见，但法律对此无处分权人，仅局限在持票人的前手，至于其间接前手则不问。第二种情形为让与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情形。例如A签发一张票据于B，B将之背书于无行为能力人C，C将票据背书转让于D。有人认为，C因无行为能力并不能取得票据权利，所以C为无权利能力人，笔者认为，C虽然为无行为能力之人，但并非无权利能力之人，况且民法上亦不排除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接受赠予权利，所以C作为B之被背书人仍能取得票据权利。但是，当C再向D转让时，C作为无权利转让人，其转让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从而C得以票据行为之无效否认自己票据债务之存在，并进而否定D对自己的票据权利。
认为C为“无权利人”的说法，其意图在于归纳出善意取得均发生于前手无票据权利这样一个前提。但是这种归纳可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着“前手无票据权利但有票据处分权”这样一个情形，对于某些票据债务人来说，如出票人即属这样的情形。
综上所述，笔者将票据善意取得的第一个条件，归纳为“前手无票据处分权”。
（二）、须依照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法而取得
我国票据法上规定的转让方法，仅指背书而言，未以背书取得票据的，不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例如，通过税收、继承、赠与、公司合并、破产清偿、普通债权转让等方法取得票据，即使取得者为善意，亦不能发生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此时取得者的票据权利，不发生对票据债务人的抗辩切断，票据债务人可以以对其直接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取得者。
若前手背书人在票据上作了“禁止转让”的记载，依我国票据法，票据仍可以背书转让，但此时的背书对原背书人不生背书转让的效力，所以不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只能由其后的背书人承担背书责任。因此，在其后的背书人和受让人之间，则可能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
在委托收款背书和设质背书的场合，由于票据上记载了“委托收款”和“质押”的字样，所以从外观上即可判明票据关系的实质内容，此时受托人和质权人并不成立对票据债务人的善意取得，但若受托人或质权人又为背书转让，则其后手可成立善意取得且其善意取得的权利不再有质权的负担。
对于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汇票背书转让的，被背书人仅对期限后的背书人善意取得票据权利。此时的权利内容，仅为追索权。对原债务人或原背书人则不得主张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因为期后背书对原债务人或原背书人仅生一般债权转让的效力。需注意的是，若期后的背书只有一次，又背书人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或签名为伪造，则也不发生善意取得的效力，期后背书中至少要有一次背书为有效背书，才可能发生善意取得，其原因见构成要件之五。
（三）、受让人须善意且无重大过失
① 善意的认定
善意的认定，在民法理论上有“积极观念说”和“消极观念说”两种学说。积极观念说主张受让人必须具有将让与人视为有权利人的认识。消极观念说则主张善意是指行为人在从事民事行为时，不知道或无法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而认为其行为合法或其行为的相对人有合法权利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大多数学者在善意取得的场合倾向于消极观念说，认为积极观念说从正面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提出要求，不仅加重了行为人的注意义务，而且由于难为外人知晓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消极观念的证明，受让人只需证明自己为非恶意而无须证明自己的善意，或原权利人、债务人不能证明受让人为恶意即可视为善意。
确定受让人是否为善意，还应考虑当事人从事交易时的客观情况。如有学者认为“关于善意之证明方法，今日一般被承认者，有下列事实：〔1〕以不当之低廉价格买受其物。（2）让与人属可疑身份之人。⑻接受行为，产生于近亲属之间。（4）善意取得人通常对由谁受让及在如何情形下取得其物，应有记忆，如经原告之要求，被告拒绝为此作陈述时，则被告之取得，应推定为恶意”。 笔者认为，上述事实对于票据善意取得也有一定的借鉴。除此之外，票据交易的惯例，亦可作为认定善意的标准。
② 重大过失的认定
在民法理论中，一般将重大过失与轻过失（又称一般过失）加以区分，有的理论还有重大过失、轻过失、轻微过失的分级之说。
重大过失与轻过失及轻微过失均不同，是指当法律对某种行为人在某种情况下，应当注意和能够注意的程度有较高要求时，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律对其较高的要求，甚至用连人们都应注意并能注意的一般标准衡量也未达到的过失状态。因此，票据法上的重大过失是指“票据取得人未尽票据交易上之单纯简单之注意，只要稍加注意即可知悉票据权利和签发转让权利瑕疵而仍受让者” ，例如违反对必要记载事项不得欠缺、背书应当连续的注意义务，即可认为有重大过失。
那么，注意到我国《票据法》第32条的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对此应作何以下理解：
有一种理解为票据取得者应对前手签名作实质性审查，违反此义务即有重大过失。比如，对于A—B’（B）—C－D的票据关系来说，B’伪造B之签名，将之转让于C，C若未对B之签名作实质审查，即有重大过失而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对此笔者认为，要求取得者对前手的签名真实性负责，是法律对行为注意程度的较高要求，违反了此项要求，并不能认为是重大过失，更不能就此否定取得者的票据权利。
（四）、受让人须以背书连续证明自己的形式性资格
任何依背书取得的票据，都需要具备形式性资格。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由于是发生在票据权利移转中断之时，依据票据权利外观而发生的，所以背书连续作为票据权利外观的重要内容，在此是不可或缺的。
（五）、在票据上必须有独立有效的票据债务存在
票据债务，是发生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效果的保证。在票据关系中如果没有独立有效的票据债务存在，票据债权也就无法成立了，因为依据民法、债权具有相对性，缺少了债务人，当然没有债权人的存在。另外根据外观主义，善意取得的效果归属于以自己的行为“惹起外观存在“的人，如果没有可归责之人，也就当然不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
① 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场合
在A－B的场合，A为无行为能力人，则B纵属善意且无重大过失，A亦不负票据责任。此处以A之票据行为无效而否定其票据债务之存在解释。
在A－B－C的场合，A为无行为能力人，则B并未取得对A之票据权利，所以B亦为无权利人，当B将票据背书于C后，C却取得票据权利。为什么呢？C是凭票据权利的外观而成立的善意取得。但是，由于A作为无行为能力人并未惹起外观之存在，所以C不得向A主张善意取得。而B由于其在票据上进行了有效的背书，所以B惹起了外观存在，C可以向B主张善意取得，此处以票据行为的独立性亦可解释B票据债务存在的原因。总之，在此票据关系上正是由于B的独立有效的票据债务的存在，才使得C的善意取得得以成立。
在A－B－C的场合，若B为无行为能力人，则C亦可成立善意取得，原因是A有外观责任之存在，而需承担票据债务。此时C再背书于后手D，则D为继受取得。
② 欠缺交付的场合
在A－B的场合，A虽已为签名，但未将票据交付于B，则依据票据行为有效性理论，A并不对B承担票据债务。
而在A－B－C的场合，A虽欠缺交付，但A对C的票据权利外观给予了原因，所以C成立对A的善意取得。
在A－B－C的场合，若B对C欠缺交付，则在BC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票据债务，B可以以权利并未转移为由对抗C，此时A亦可援引B之抗辩理由对C加以对抗，但若C再背书于D，则D成立A、B的善意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