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父权维系千年的原因之探微 ——读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断想
丘云卿

一、读书：关于父权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时时处处体现身份等级的社会，在这个身份等级社会里，最大的特征之一莫过于存在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
瞿同祖先生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开篇一章“家族”中，简单以服制为准界定家族范围之后，随即以洋洋洒洒上万言的篇幅来论述父权。此等篇章安排并非瞿老思之所及而文之所至，乃是蕴涵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深刻的理解。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讲究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但无论是上至皇族或是下至贫民中，这种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最集中的体现莫于家族之中，而父权的绝对权威则将家族之中的伦常关系体现到了极致。父权的存在意味着父权主体（家长）与非父权主体（妻妾子女等）地位的普遍不平等，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不了解父权就根本不可能具体理解封建社会身份等级的森严。是以瞿老以花费如此多的笔墨来论述父权，颇含深意。
瞿老并没有为父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字里行间对父权的阐述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父权是封建家族的家长对其家族中一切人和物的最高支配权。基于父权家长得以支配家族的财产，以及“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它“几乎是绝对的，并且是永久的”。[1]
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体现在家族中的方方面面，[2]其体现在瞿老文中俯拾皆是，以下概括列举一二：
一是父权之杀生大权。[3]古人云：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说得正是父亲基于父权掌控对子女的杀生大权。昔日秦二世矫始皇诏赐蒙恬及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子死，尚安敢复请？”不敢半点违抗父权，堪称“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典范。
二是父权之绝对财产权。《坊记》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才。”又《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家长对家族财产具有绝对的财产权，子女充其量只能享有使用权，而绝对不能享有处分权。甚至对子孙擅自处分家财动辄究以刑事责任——“历代法律对于同居卑幼不得家长的许可而私自擅用家财，皆有刑事处分，按照所动用的价值而决定身体刑的轻重，少则笞一十二十，多则杖至一百”。[4]
三是父权之神圣不可侵犯。封建社会的父权神圣不可侵犯最突出的体现是父母人身权利的不可侵犯。首先，父母人格不可侵犯：常人相骂并不为罪，而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按唐、宋、明、清法律当处绞刑；[5]再者便是父母身体不可侵犯，主要体现在对冒犯父母的严刑峻罚上：子孙殴父母（不论是否有伤及伤势轻重），斩；误伤、过失致父母死，斩；违犯教令，以至父母报忿轻生者，绞。[6]可见，父母的身体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一旦冒犯，法律不究子孙主观是否有过错，一律杀无赦（极个别得到皇帝怜悯例外）。
此外封建家长还牢牢掌控着其他“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7]可见封建父权不能不谓其至高无上程度已达极致。

二、断想：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何以维系千年？

父权并非中国所特有。在古代罗马时期，家父权就已盛行，罗马帝国后期，公民权渐至普及，家父权也随之渐小，[8]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父权最终归于消灭，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跨越。然而在中国，父权的权威历经封建社会二千余年而不衰，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废除“老爷”“大人”等称谓后，父权地位才在形式上被推翻。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何以维系两千余年之久？
父权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条件下的父权，因而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父权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及，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等级制度是建立在父权的基础上的：封建兴而父权盛，封建灭则父权亡（至少形式上如此）。因此，封建的历史就是父权的历史，剖析封建社会的根基就得以明了父权凭何得以维系千年之久。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封建社会结构可分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就是建立在这两大阶级的不断斗争的语境之中。因而维持封建统治的关键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把农民阶级牢牢掌握在股掌之中？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或开明或暴虐，统治手法千差万别，但有一个政策是历朝历代始终一脉相承的，那就是重农抑商政策。其总的方针是重农抑商，抑制兼并，辱商贵民。具体体现：一是重税，“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9]二是禁止商人为官，“贾人不得为吏，犯者以律论”，“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10]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要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达数千年之久？如果不明白封建社会存在于什么经济基础，那是无法理解为何封建统治者对重农抑商政策是如此偏爱的。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本质就是“自给自足”。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体制下，农民阶级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除去缴给地主的地租外，农民阶级全部农耕活动的收入仅仅足够自给自足。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类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掩盖着一个简单的真理：人们只有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础生活资料需求上才能进一步参与政治、宗教、文化活动。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的日劳夜作所得只能“自给自足”以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根本不具备参与政治生活的物质条件。因此农民在经济上依附于地主，在政治毫无地位，所以地主阶级得以在经济上剥削农民，在政治上压迫农民。这是实行“重农”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封建统治阶层早已意识到“重农”的重要——《商君书•农战》云：“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
实行重农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农民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的生活理想局限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黎民不饥不寒”。[11]这和父权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其基本以放牧、打猎为生，生存条件比较恶劣，在游牧民族里，权威的形成往往更大程度上凭借个体强悍勇猛的表现。中华民族大多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不同，其以农业生产为主，生活环境比较优越，农业生产活动是较为稳定的生产活动，生产周期较长，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传递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样，一方面，农耕活动的体力劳动性使男子既是劳动的主力，也是农业生产经验的集大成者，这使男子在家族中处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农耕家族中的子女因为年幼、毫无经济地位以及农业生产经验的缺乏使他们无法脱离家族而独立生存，只能依附于家族，依附于家长。另外在宗法传统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家长在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家族中建立了父权的权威。
解决了为何“重农”的问题，剖析统治者进行“抑商”的理由及其与父权的关系就变得相对容易。商品交换是作为动词的“商”的题中之意。“商”即商业的发展要求要有商品经济的环境，或者说“商”的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要求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从商品属性的角度来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2]它拒绝特权，拒绝身份。商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市民社会权利意识的兴起。显然这与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严重冲突的——如果人人都要求平等，要求权利，那么首先父权的权威受到挑战，进而危及君权地位。这显然是统治者坚决不能容忍的。另外，商业的发展会导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与王同乐”，[13]这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14]是以历朝封建统治者坚决“抑商”以维护父权权威，保障君权地位。
因此，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维护自然经济基础是维系封建社会千年的根本，也是父权得以维系的基础,一言而蔽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使然。
封建社会及父权得以维系千年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基础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社会意识——儒家思想也是父权建立与维系的重要思想因素。
自西汉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被定为一尊，作为官方正统的统治思想而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为“礼治”，讲究“亲亲、尊尊”。“尊尊”维护君权之神圣，“亲亲”标榜父权的地位。儒家宣扬“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15]教导人们“在家行孝，出门尽忠”，“忠孝一体，忠为大义，孝为小义”。即于家要严守父子之礼，不得僭越伦常而触犯父权；于国要谨尊君臣之道，不得有损君威而冒犯天颜。在“礼治”的旗号下，统治者标榜“孝治天下”。具体施行时更是恩威并施：一方面大力表彰孝行，甚至推举“孝悌”为官，以示皇恩浩荡；另一方面，“不孝”名列“重罪十条”，处罚极重，彰显孝道威严——《孝经》云：“五兴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齐、隋以后不孝更成了十恶不赦的重罪进行严厉处罚。可谓做到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这样一来，在“孝道”的赏罚齐下之下，父权屹立千年而不倒。何谓“孝”？除了今人理解的意义外，在封建语境下的另外一个意思便是：逆来顺受。习惯于“逆来顺受”的人们又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挑战父权的权威？
概括而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维系千年的奥妙在于：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下的自然经济为父权的产生与维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儒家礼治尤其是孝道思想为父权的维系提供广泛的精神支柱，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广泛的精神引导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屹立千年。

三、回味：父权权威的背后

揭开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维系千年的面纱，笔者得以更深层次体会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的森严。复读瞿老著作中关于父权的章节，笔者品味到了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后面所含较为深层的韵味。
父权何以包含杀生大权？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国被家化，君被父化，“天子为民父母，为天下王”，[16]皇帝其实就是封建社会最大的“家长”，父权包含杀生大权实乃君权至上在家族中的体现。因此难怪“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前一句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父权何以包含绝对的财产权？在于绝对财产权是父权得以实现之物质基础。家长凭什么得以支配“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光靠传统赋予的家长精神上的权威地位是不够的，物质上的原因在于，家长拥有家族全部的财产，妻妾子女等的衣、食、住、行莫不受制于家长。试问，如果妻妾子女个个拥有独立财产，家长还能拿什么对妻妾子女为所欲为？
父权何以神圣不可侵犯？在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可侵犯。礼义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规范工具，侵犯父权是对礼义的严重破坏。孟子说：“无礼义则上下乱。”破坏礼义更是导致天下大乱，故国法难容。

四、后语

中华浩瀚五千年的文明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别具一格的篇章体例向我们展现了自汉至清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封建法律的演变，是一部关于传统法律文化以及法律史的重要著作。笔者初读此书，仅对关于父权之章节进行研读，就深深体会到瞿老见解之深刻及其思想之厚重，同时更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灿烂，笔者对封建父权的理解仅仅是管中窥豹而已。要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有所了解，非假以时日反复研读此书不可。


作者信息：丘云卿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1]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2]界定父权的内涵后，或许把父权称之为“家长权”更为恰切。因为在一些父亲已逝母亲尚在的家庭里，母亲基于“父之妻”的身份而成为家长，实际上取得了父权的所有权能。此亦封建身份等级社会之又一体现。

[3]虽然随着法律的发展父权的杀生大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杀生权完全操纵在国家机构及国君手里，自不容许任何一个人民能随意杀人，父亲对儿子，也不能例外”，“否则便要受国法的制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父权杀生大权的灭失：子孙违犯教令（通常是不听训责、顶嘴反骂之类细微琐事），父母加以扑责而无心致死，无罪；非理殴杀（指自然扑责以外的残忍虐待的杀害，如勒毙活埋）有罪，但“罪亦甚轻”，“明、清时的法律皆止杖一百”。（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另外，父母对子女具有无需举证的控告权：“父母控告，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清律例》二八）。”是以父母得以“不孝”等为名要求处死子女，官府无不照办。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父权杀生大权的限制只是具体杀生执行者的变更罢了。

[4]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州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德州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德州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社会监督，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根据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食品安全办〔2011〕25号），《山东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试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德州市范围内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食品进出口等环节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

第三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管委会）负责举报奖励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

市、县级人民政府（管委会）食品安全工作办公室（以下称食安办）负责举报奖励工作的组织实施、综合协调、奖金审定和信息披露等工作。

市、县级人民政府（管委会）财政部门负责举报奖励专项资金的保障工作。

市、县级食品安全监管和公安部门（以下称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受理、核实、查处、反馈和举报奖励资金的发放工作。有关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明确受理范围，指定专人负责举报受理事项。

第四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涉及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举报途径包括：来人举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举报，信函举报，其他途径举报等。鼓励实名举报。

第五条 举报下列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属于本办法奖励范围：

（一）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收购、运输过程中，使用违禁药物或者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

（二）使用非食用物质和原料生产食品，违法制售、使用食品非法添加物，或者使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的；

（三）收购、加工、销售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肉类及其制品，或者向畜禽及畜禽产品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的；

（四）加工销售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肉类，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肉类制品的；

（五）生产、经营变质、过期、混有异物、掺假掺杂伪劣食品的；

（六）仿冒他人注册商标生产经营食品、伪造食品产地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伪造或者冒用食品生产许可标志或者其他产品标志生产经营食品的；

（七）违法生产加工、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规定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

（八）应当依法取得许可，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

（九）其他涉及食用农产品、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六条 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负责举报受理。农业行政、水产、蔬菜、畜牧兽医部门受理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违法行为举报；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受理食品生产加工环节违法行为举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食品流通环节违法行为举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受理餐饮服务环节违法行为举报；商务部门受理生猪屠宰环节违法行为举报；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受理食品进出口环节违法行为举报；公安部门受理涉嫌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举报。

举报受理实行“首问负责制”。对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职责范围的，应及时移交相关主管部门调查处理。对举报内容涉及多个监管领域，首次接到举报的有关部门，应及时将举报受理材料转交同级政府食安办，由食安办确定主要受理部门及配合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举报内容应当由下级有关部门查处的，应当及时移交下级部门调查处理；应当由上级部门查处的，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并按规定移送。

第七条 有关部门受理举报线索后，应对举报内容进行认真调查核实。涉嫌违法的，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调查处理；构成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有关部门举报受理及查处情况，应定期通报同级政府食安办，特殊情况及时通报。

第八条 被举报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由有关部门按照违法案件涉案货值金额的一定比例奖励举报人。举报奖励设为以下四个等级：

一级奖励：举报情况与查办事实完全相符，积极协助现场调查，能够详细提供违法事实关键证据和票据，按涉案货值金额的8—10％奖励举报人；

二级奖励：举报情况与查办事实基本相符，协助查处工作，举报现场物证、书证及其他有效证据齐全，按涉案货值金额的5—7％奖励举报人；

三级奖励：举报情况与查办事实大致相符，仅提供违法线索，协助查处工作，按涉案货值金额的2—4％奖励举报人；

四级奖励：仅提供案件线索，不直接协助查处工作，经查证属实，按涉案货值金额的1％奖励举报人。

对突发食品安全事件或者其他涉及人体健康、生命安全，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食品安全问题及时进行举报，并积极协助调查处理的，给予1000元至1万元的奖励。

对于举报违法制售、使用食品非法添加物，生产假冒伪劣食品的地下“黑窝点”、“黑作坊”，以及违法生产经营单位内部或者食品行业内部的举报人员，应在原来基础上提高一个奖励等级。

每次举报奖励最高金额一般不超过30万元。举报人有特别重大贡献的，经同级食品安全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制。

第九条 举报人奖励确认：

（一）举报人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实名举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直接奖励举报人；

（二）匿名举报人在举报违法线索时，与受理举报部门提前约定举报密码，经有关部门核对举报密码信息无误后，可以申领举报奖金；

（三）同一线索被两个以上举报人分别举报的，奖励最先举报人；

（四）同一案件的举报只奖励一次。两人以上共同举报同一案件线索的，按一案奖励，奖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协商不成的，由奖励机关裁决。

第十条 举报奖励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有关部门在案件查处后，应当及时对举报人身份、涉案货值和奖励标准进行确认，提出奖励意见，向同级食安办提出申请。

（二）食安办应在接到有关部门申请后，及时做出是否实行奖励的审核决定。

（三）有关部门在食安办审核批准后，应及时通知举报人，发放举报奖金，并做好登记和保密工作。举报人应在收到领奖通知之日起1个月内，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到案件查处部门申领奖金。如举报人因故不能现场领取奖金的，也可提供有效银行账户，通过银行划转。委托他人代领的，应提供委托证明、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逾期不申领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一条 举报奖励专项资金纳入市、县级财政预算，由负责举报案件调查处理或牵头调查处理的有关部门先行垫付，财政部门按照同级食安办审核意见和有关部门奖励资金支付凭证及时核拨。举报奖励资金专款专用，并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市、县级食安办要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加强对奖励资金申请、审批和发放的监督管理，定期对举报奖励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三条 市、县级食安办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受理、移交、查处、奖励及保密制度，按照国家保密规定管理举报材料和记录，严禁将举报人姓名、身份、电话、居住地及举报情况公开或泄露给被举报单位和其他无关人员。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举报人员打击报复。对泄露举报人信息、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举报人可向同级纪检监察部门投诉举报；造成严重后果并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举报人应对所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举报人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进行不正当竞争的，以及伪造举报材料骗取或冒领奖金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市、县级食安办、公安、食品安全监管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举报材料，冒领举报奖金的；

（二）对举报事项敷衍了事，未认真核实查处的；

（三）因工作失职造成泄密的；

（四）向被举报人透露相关信息，帮助其逃避查处的；

（五）违反财经纪律使用奖励资金的；

（六）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十六条 新闻媒体在公开披露食品安全违法案件前，主动与各级食安办或有关部门协作，提供案件线索或者协助调查处理，经查证属实的，按照本办法给予奖励。

第十七条 下列举报不适用本办法：

（一）从事危害食品安全活动的人员主动交代、自首或主动归案的；

（二）案件查办部门在调查取证、侦查、审理等过程中新发现或者从事危害食品安全活动的人员新交代的；

（三）案件查办部门的工作人员及其配偶、直系亲属举报的；

（四）其他不属于有奖举报范围的。

第十八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按照本办法制定相应的举报奖励办法。市、县级食安办要会同同级财政及有关部门，按照本办法要求，制定举报案件受理、移交、核查、奖励审核、奖金发放等配套工作程序。

第十九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及其有关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社会监督，引导广大群众踊跃举报、据实举报。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12年8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3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