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暂行）办法
湖北省黄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黄石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
黄政办发〔2003〕27号
大冶市、阳新县、各区人民政府，各厂矿企业、院校，市政府各部门：
《黄石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ＯＯ三年三月十日
黄石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湖北省人民政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与最低工资标准、下岗人员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离退休人员工资等保障办法相结合的、保障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救济制度。
第三条 实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当遵循保障最低生活的原则，坚持最低生活保障与临时救济、政策扶持、社会互助、家庭保障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第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
市、县（市）、区民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城市低保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计划和具体工作措施，调查、审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提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用款计划，管理、分配、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县、市、区民政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审批机关，社区居委会根据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承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市、县（市）、区财政部门负责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工作经费。
各级工会、经贸、计划、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教育、房产、物价、统计、审计、人事、城建、工商、税务、供电、供水、粮食、残联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鄂政办〔2002〕31号文件精神，各级政府要按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0.8-1.5%列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并按各级民政部门的实际需要列支工作经费。用于城市低保的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
各级审计、监察等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低保资金的审计、检查、监督。
第六条 凡在我市境内居住，并持有本市城市、城镇常住非农业户口、且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是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
在本市境内居住，但无本市城市、城镇常住非农业户口，或虽有本市城市、城镇常住非农业户口，但不在本市境内居住，时间超过一年（含一年）者（不包括就医、求学、出差等情况），不属于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
原系本市非农业户口，现在外地读书且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本科以下(含本科)的学生，也属于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月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月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包括：
（一）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及其它劳动收入；
（二）下岗职工生活费或失业保险金；
（三）离退休费或养老保险金；
（四）法定的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及其它资助收入；
（五）出租或者变卖家庭资产获得的收入；
（六）继承的遗产和接受的赠予；
（七）储蓄存款、股票、股金、债券、商业保险等其它有价证券及孳息；
（八）稿酬、彩票和有奖销售中获得的奖金；
（九）社会救济对象领取的定期救济金；
（十）经县、市、区人民政府确认应当计算的其他收入。
第八条 下列收入不计算为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的优待金、抚恤金、定期定量补助费；
（二）丧葬补助费及家属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
（三）人身伤害赔偿中生活费以外的赔偿金；
（四）为解决在校学生就学困难，由政府和社会给予的补助金；
（五）其他经市民政部门确认的不宜计入的收入。
第九条 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计算应当按照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前3个月的平均收入据实计算。
第十条 以下5种情况按有关政策计算收入：
（一）在职职工的收入计算应包括各类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和其它合法收入，为了充分体现政府各项政策的连续性，在职职工的各项收入总和的核算不应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二）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或在2000年12月31日前（黄政发[2000]37号文件规定的"中心"关门时间）按有关政策规定应该进入"中心"的下岗职工，自下岗之日起，在最长不超过36个月内，按当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标准计算。
（三）参加失业保险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职工，或按有关政策规定符合失业保险条件的失业职工，在最长不超过24个月内，按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计算。
（四）对解除劳动关系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或安置费的人员，在核定其家庭收入时，要在所领取的一次性补偿金或安置费中扣除该职工从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付给本人的包干医疗费，然后将结余部分，按该家庭需要补助的人口数和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可分摊的月数，直至一次性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使用完毕，以后不再计算收入。
对于那些因病因灾等特殊情况而将补偿金或安置费提前用完，在分摊月内生活确有困难的家庭，可通过临时救济的办法解决。
（五）对全部或大部份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长年卧床不起的长病患者，应对其本人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发全额保障金；对其他残疾人和长病患者在核算低保金时应给予适当照顾。
第十一条 确属无住房而未能单独立户且经济上完全独立的挂户家庭，其家庭的收入计算不应该与所挂的家庭合并计算，应以其家庭的人员收入计算收入，符合条件的，应享受城低保待遇。
第十二条 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的确定及有关费用的计算。家庭成员与具有赡养、抚养、扶养关系的亲属分立户口的，根据《婚姻法》、《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其供养权利关系。
（一）法律文书对赡养、抚（扶）养费给付有明确规定的，根据法律文书的规定执行。
（二）法律文书对赡、抚（扶）养费给付没有明确规定，按以下方法确定：即凡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的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或者等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150%的，视为无赡养、抚养或扶养能力。超过当地城市低保标准150%的，视为有赡养、抚养或扶养能力；其家庭总收入减去家庭应留生活费后的剩余款项用于支付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的赡养费、抚养费或扶养费。
第十三条 要求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由户主通过户口所在地社区居委会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有关家庭收入情况等证明材料，填写《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申报表》。申请人未按规定如实提供其家庭收入、就业等有关情况及相关证明的，管理审批机关应责令其如实申报和补充相关证明，仍不能提供的，不予受理。
第十四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在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申请人家庭收入情况和有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查核实，或委托申请人所在社区居委会进行核查。初审符合条件的，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委托申请人所在社区居委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7日，公示符合条件的，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报审批表》，连同有关证明材料报县、市、区民政局审批。
县、市、区民政局对申请人家庭的有关情况、材料进行复核查实后，对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发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从审批发证之月计发。
第十五条 对经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对象及其享受的补助经费数量，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社区居委会应进行再次公示，公示后7日内，社会公众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对象提出异议的，审批机关应再次核实情况，并依据核实情况确认是否准予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上述审批手续必须自接到申请人书面申请之日起30日内全部办理结束。
第十六条 有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收入或支出的家庭，户主在提出申请时，应提供由义务人或权利人出具的，由其所在社区居委会证实的已支付或接受上述费用的证明材料。
第十七条 在我市范围内，"人户分离"（即户口和住居地不在一处）满一年（含一年）以上的居民，按属地管理原则通过居住地所在社区居委会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由申请人居住地县、市、区民政局审查、批准，居住地民政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受理。
第十八条 对经审查不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家庭，县、市、区民政部门应在30日内出具书面通知，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通过社区居委会交给申请人。
第十九条 本市城区（含黄石港区、西塞山区、下陆区、铁山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冶市、阳新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现行保障标准分别为156元/月、140元/月、100元/月。随着物价指数的变化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需要调整时，由当地民政部门会同工会、经贸、计划、财政、劳动保障等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城区由市民政局报黄石市人民政府批准，大冶市、阳新县由本级民政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黄石市人民政府备案。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每年公布一次。
第二十条 最低生活保障金是指城市居民家庭月收入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政府出资补足的部分，其数额的计算方法是：保障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家庭人口数-家庭月总收入。
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以及虽有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扶养人但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扶养人无能力赡、抚（扶）养的城市居民，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发全额保障金。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专户，上级拨款、本级财政预算统一进入专户，确保低保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第二十二条 各级低保部门要做好低保档案的立卷与管理。逐步实现城低保工作微机信息化管理，加强上下联网，提高动态管理的质量。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家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申请对象拥有非生活必需的高档耐用消费品，且价值较大。
（二）日常消费明显高于普通居民基本生活水平。如：近期购买商品房或住房近期装修，家中拥有高档家用电器，且水电费支出明显高于普通居民水平的。
（三）经常出入歌舞厅、股市，参与赌博、酗酒、吸毒、嫖娼等。
（四）法定劳动年龄内，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的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及城市居民，经社区居委会或就业服务机构12个月内两次介绍就业无正当理由不愿意就业的。
（五）享受低保人员，无正当理由多次拒绝参加社区组织的公益劳动的。
（六）外地来就读的在校学生。
第二十四条 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工作要坚持政策公开、程序公开、对象公开、金额公开的"四公开"原则。社区居委会要设立固定专栏，按月将本辖区内领取保障金的居民姓名和领取金额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市、县（市）、区民政局应设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热线电话，接受群众的咨询和举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社区居委会每季、县（市、区）民政局每半年、市民政局每年要对保障对象进行一次集中复核，家庭月人均收入已高于保障标准的要及时停发保障金。
第二十五条 领取保障金的我市居民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其享受保障金的资格，由县、市、区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警告，并追回冒领的保障金；情节严重的处以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一）不如实申报家庭收入、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及时告知管理审核机关，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二十六条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居民所在单位拒不提供该居民的收入情况或提供不真实证明的，市、县（市）、区民政部门可责令其提供有关证明或不予受理；掩盖实际收入，提供虚假证明的，民政部门可对其处以被证明人多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城市居民对县、市、区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减发、停发保障金的决定或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据法定程序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依法提出行政诉讼。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审批机关下达书面通知后，继续到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等部门无理取闹，由管理审批机关进行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有违反国务院《条例》规定的行为的，按国务院《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符合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的相关规定。
第三十条 本实施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浅论大盖帽的执法效应
作者：王晴
[绪论]行政执法属于广义的法律适用，与司法机关法律适用不同的是行政机关是法律的执行机关，前者通过司法和审判方式把法律的原则和规则被动适用到具体的当事人和案件之中，居中作出判决；但在行政执法中，执法部门大多并非处于居中地位，也不被动适用法律，而是代表国家和政府主动地执行法律，并在执行法律过程中与相对人形成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的地位。可见行政执法部门不是居中裁决而是处在类似于一方当事人的地位，与民事法律关系不同的是行政执法部门与相对人是纵向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与其他非平权的纵向法律关系（如劳动法律关系）相比，行政执法部门独独是代表国家和政府直接行使权力的。那么行政权力行使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基本前提是什么呢？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执法部门与相对人是否存有对立的关系呢？这是本文分析行政执法大盖帽效应首先回答的两个问题。
第一、行政权力行使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基本前提是行政机关依法成立并有法律授权的条件。
唯此条件行政机关即可行使法定职权。此条件的证明形式就是政府有效的统治和法律公布的形式，其他如行政执法部门可以设立机关、可以为其机构和执法人员颁发证书和执法证件、统一着制式服装和大盖帽之类的外在标志等，此则不属于行政执法权力行使的充分必要条件范围内，行政执法部门统一着制式服装和大盖帽，可以是行政执法身份的对外表达方式，但不是其行使行政执法权力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基本前提。
第二、行政执法部门与相对人之间不成立严格的对立关系。严格的对立关系存在与刑罚和犯罪当中，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代表的国家利益可能与相对人的利益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的解决既然没有超出行政机关的管辖职权范围，依照法律就不会升级为严格的对立。因此一般的行政执法部门（除公安行政部门以外，下文同）当然不需适用暴力强制手段，法律也不许使用军警暴力手段。那么，一般行政执法部门即使采用任何对外表达身份和职权的标志都必须与警察、军队和监狱这三种国家暴力机器的标志根本区别开来。根本相区别确切的含义是不能采用大盖帽军警式的外部标志特征。“不能”的内涵排除相同、相似或不同的任一情形。
然而，现实当中行政执法部门着大盖帽和军警式服装，已经泛滥，曾有一度可称得上蔚为壮观。我们可以通过追溯其历史渊源来分析和探究其法律和文化的背景。
一、大盖帽的历史渊源和现代演绎
中国历史上行政官吏最早使用大盖帽的要数明朝叛徒洪成畴为清朝官吏设计的官服制式。那种无檐圆盖型顶戴花翎的整齐和威严，加上耀武扬威的鸣锣开道。却能使草民百姓万里服威，闻风倒伏于尘埃之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封建专制王朝及其官吏高高在上统驭万民的淫威和特权。到了袁世凯组建新军，仿效西方，改革军制，开始了军人的大盖帽制服，但此为军服。辛亥以后，建立现代国家体制。具有强烈的暴力国家机器特征的警察和军队均配有制式服装和大盖帽。体现军人职业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适应唯命令是从型管理模式。其中自然人的个性甚至思维及独立意志被限制在为发挥团体职能所必须的号令和首长指挥意旨的位阶之下。此乃世界通行的惯例，是为适应国家机器特征所必需的外在形式，本不足发问。然而大盖帽被演绎到最混乱状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属于中西混合大盖帽文化的渊源。这是在北洋军阀轮流执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时期。推翻皇帝后，军阀人人想当皇帝，个个飞扬跋扈，武装割据、竞相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各路人马有权都戴大盖帽，专门欺负吓唬老百姓。满世界都是形形色色的大盖帽，闹得乌烟瘴气！从那时起，中国的老百姓被吓出了心病，也养成了对大盖帽的敬畏和恐惧。大盖帽象征的权力和威严遂成为社会共同的心理认识和封建文化附着于权力更迭交替的当然内容。
第二时期属于大盖帽演绎和泛滥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叶开始，从文革期间的九亿人民九亿兵分化出了九亿大盖帽铺天盖地而来，大盖帽被演绎为非军人、非警察的行政管理权力的化身和部门集团实力和势力的展示。首先是法律部门变成部门的法律，有几部法律就出来几顶大盖帽，十顶大盖帽管一个小草帽。其次，一些本以特殊职业标志为传统意义的大盖帽被利用和夹杂委托的行政管理权借以夸张显示并攀附行政执法部门的威严。如保安、司机、铁路工人、路政、盐政、水政、邮政、卫生防疫等不胜枚举。
三、大盖帽形式的执法效应
可以说法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被使用到最滥的时代，就是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厂、依法治水、依法治土、依法…..最终的落脚点是依法治民的时代。大盖帽成了行政执法的典型性象征，大盖帽和它所象征的法律同时毫都无隐讳地赤裸地被当成阶级统治的工具使用。80年代末，行政执法依照历史传统仍然定位在“依法治民”的统治角度上。这样的话，大盖帽就成为官与民所区别的标志，因为 “民”的头顶是平的，没有戴大盖帽的等级身份资格。所以按老百姓的话说叫“平头老百姓”！而大盖帽做什么都被认为是“头上戴法的”——法的权威被抽象掉由大盖帽替代成为具体人的威慑力和特权。大盖帽无疑适应了传统的社会观念和意识，使所谓行政执法简化甚至省略掉法律程序。对相对人直接产生“威胁执法”的效应。另一方面，一些行政部门的领导喜欢看见本部门的大盖帽，看到大盖帽就好像站在了山头上看自己的队伍阵容庞大，旗杆子下实力雄厚，于是就感到了大权在握的威严和心里无比踏实的感觉，大盖帽效应属于封建文化的残余。说穿了是封建等级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变种和延续。更令人恶心的是其遗传根源自北洋军阀拉杆子占山头称王称霸、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心理！
也许有人会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民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淡漠，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需要以大盖帽标识身份特征在现实中更简明、更便捷、是行之有效的方式，符合实际甚至符合国情。这种观点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官和民是严格对立的，而且否定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尊严。就好比sans的威力，它可以使人害怕，也可以使人因为恐惧而改掉不良卫生习惯。但人类绝对不能以此来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大盖帽泛滥和威胁执法的效应必将导致国民的民主和平等意识麻木。助长违反宪法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潜意识社会影响，助长野蛮和简单的行政执法习俗；产生不良文化的恶性循环。它通过当代中国最广泛的行政执法主体人为削减了法的平等精神和公务员的人文价值，拉开了执法者司法者与人民的亲和间距，也纵容部分执法司法者作威作福吓唬老百姓的心理状态。
大盖帽意义上的执法形式除了与人民主权和法律平等精神悖逆外，还将从机理上实质影响到中国确立良好的公务员制度。这个问题已经愈来愈明显的为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所认知。下列事实可以佐证。
一是司法系统改革服制，摒弃大盖帽军警式服装。2002年开始，全国法检系统改革和废除军警式制服。从形式上否定了军警式的指挥管理机制对法官独立思考和司法独立的干扰影响。使法官的法袍意味着法的神圣威严和法官特殊使命自我警觉和警醒功能。
二是2004年初，国务院下令整顿各部门执法标志制服，清理取缔了一些部门模仿人民警察制服的着装。极大地改善了大盖帽的秩序。国务院的整顿措施可以理解为临时的、权益的、现实的、渐进而逐步的措施。因为大盖帽的文化植根于社会传统的文化和习惯，并非只可归咎于行政执法部门；而且大盖帽的形式直接产生于行政主导体制，二者都需要随着文化发展和社会意识成熟进行渐进和稳妥的改革。不能一步到位一刀切除。这次清理整顿，尽管没有全部否定行政执法的大盖帽形象，但是决不意味着对公务员适用军警式大盖帽的管理体制和文化意识的肯定。
如前所述，行政执法大盖帽形式的内涵是军警式的管理模式及暴力强制特征。它与改革开放以来，直至目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期间，我国正在学习并移植发达国家的文官制度和正在建设完善起来的公务员制度的原则是严重悖谬和不协调的。首先从形式上看，世界各国的惯例表明文官都是不着大盖帽制服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虽然属于纵向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处于不同的地位，但就公务员个人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人格却是平等的，行政管理的本质虽然是以国家权力作为强制后盾推行政治和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但其强制是依照法律和法律所既定的程序实现的，按照当代行政法治原则，除了法律，公务员和行政执法部门不具有任何外在的标识的特殊权力，否则就构成了对公民平等权的藐视和践踏；其次，文官制度的精髓是文官相对于内阁更替（政党轮流执政）的独立存续和队伍稳定的原则，在我国体现为占公务员绝大多数的业务类公务员并不因为政务类公务员的升迁和任免而改变或放弃执业。基本公务员（文官）队伍的独立性保证了公务员群体独立“为人民服务和对国家负责”。保证了行政效能的持续性和社会管理秩序稳定。当然也有利于制约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的个人专断和因个人集权更迭所必然产生的短期行政行为等诸多负效应。也有利于政治稳定，反腐倡廉和取信于民。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任期更改为5年（原为3年），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尚未修改，这次修改的本旨就是有利于政策的延续性及其推行的稳定性，避免过多的因人废政、短期和投机行政行为。按照传统的行政法理论，公务员受雇国家以其独立人格和执业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对国家负责，这里强调了公务员个人的执业资格和独立的人格，其全部意义是肯定公务员队伍相对于政府倒阁的稳定性，至于政府对公务员的组织和领导，其合理作用的方式是依照行政组织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不同于军警式的指挥命令。公务员有依法行政的判断权和自主权。而大盖帽形式保护和延续的机制必将否定公务员制度原则确立的必要。行政执法大盖帽文化习俗的传承意味着封建等级观念的传承。意味着官老爷和衙役作风的外表体症和内在心理素质的养成。如果长期持续地作用，保持“在马上得天下，在马上治天下”的传统。就会从公务员个体上消灭公务员的人格独立，从观念和体制上抑制和抵触独立的稳定的不受个人专权意识支配的公务员群体的产生。使行政体制从宏观到局部都难以摆脱因人兴政和因人废政的人治的恶性循环的结果。由此可知，在公务员队伍——当然包括广大的行政执法队伍中（除警察以外），推行以大盖帽形式为特征的军警化的管理体制，实际上就阉割了公务员制度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并且承认和助长吓唬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封建的残余习惯。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在2004年的整顿期间，看到本部门未被列入制服清理的行列后，俨然获得了享有和继续使用大盖帽的特权和优遇。对国务院的精神反其意而行之，通知行文要求整顿着装纪律。强化其大盖帽的执法效应和外观形象。也有的地方行政机关不在行政执法人员的法治教育上下功夫，却把着装当作精神文明建设的花样项目来抓，岂知这个着装已经不属于任何现代文明的范畴了。实与行政法治文明背道而驰。
综上分析，借以大盖帽形式和效应推行的行政执法，其作法是与宪法和法律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与人民主权、意志、尊严相背离的。与国际惯例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程序价值影响到实体意义，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的进程中必须作出取舍和扬弃。
撰文；王晴
二○○四年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