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涉税犯罪的成因和对策

缪晓阳

涉税犯罪，即刑法规定的危害税收征管罪，在我国其发案呈逐年上升趋势。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资料统计显示，每年因涉税犯罪就给国家造成国税流失近1000亿元。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及个体企业纷纷走上经济舞台。多种经济成分搞活了生产和流通，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培植和刺激了个人私欲和本位主义，随着国家税收制度的改革，针对新税制的犯罪活动随之滋生。除了传统的偷税抗税以外，又出现了不少新的犯罪形式。如国家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后，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不断出现；国家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税制后，围绕增值税发票的系列犯罪蜂拥而至。本文拟就我国目前涉税犯罪的成因、特点作一分析，并对此类犯罪的预防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就教于同仁。
一、涉税犯罪的成因
涉税犯罪的成因，不外乎有经济原因、制度原因、征税主体原因和纳税主体原因等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经济原因促使涉税犯罪频繁发生。众所周知，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依靠社会公共权力，根据法律法规，对纳税人包括法人企业、非法人企业和单位以及自然人强制无偿征收，要求纳税人依法纳税，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和公共商品的需要。无偿性和强制性是税收的两个主要特性。列宁曾经说过：“所谓赋税，就是国家不付任何报酬而向居民取得东西”。税收的无偿性和强制性对某些纳税人而言就意味着税款付出是一个痛苦的决策。按规定纳税，要减少他的实有财产；而不纳税，又会受到税法、甚至刑法的制裁。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总体上有限的情况下，税收的无偿性和强制性会使一部分纳税人拒绝这种特殊的分配形式，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的犯罪，造成数额惊人的税收流失。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市场竞争力的强化，一些企业和个人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在极端个人主义、小集体主义和拜金主义腐朽思想的驱使下，就置国家法律于不顾，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侵犯国家的利益。而偷税、抗税、逃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发票等危害税收征管罪是他们侵犯国家利益最容易得手的手段，这就是涉税犯罪活动严重的主要原因。
第二，制度原因是造成涉税案件多发的另一因素。我国目前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合理，有待加强。建国以来，我国税收制度进行了五次重大改革，最近的一次改革是1994年，1994年我国进行了以增值税为中心的流转税改革，这次税制改革遵循“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形式，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的指导思想，对税制进行了结构性改革。新税制的实施，实行了增值税凭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制度，但因对抵扣税款的稽核能力估计过高，税收征管计算机化程度低，造成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多发。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征管水平落后，使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这主要表现在：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放管理不严，不严格审查一般纳税人的主体资格，不按照规定的条件发放，不严格执行验旧发新制度，导致滥发现象严重；对开票行为审查不严，由纳税人自己填写，随意性大，管理失控；对抵扣税款环节审查不严，不严格执行稽核制度，且稽核制度尚不完善，稽核手段落后。在领票、开票、抵扣税款三个环节上存在着的这些漏洞，给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
第三，征税主体原因。税收征管工作是一件政策性和法律性很高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而有的税务干部素质不高，特别是少数税务干部经不起物质的诱惑，收受纳税人的贿赂，成为纳税人的“保护神”。据潮阳、普宁一案查明，在潮阳、普宁这里官商勾结，共同作案。有的基层政府领导，直接指挥财政所长、税务所长为虚假企业服务；有的税务干部，自己开办多家虚假公司，骗税数千万元；在犯罪分子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向海关人员送出巨额现金；地下钱庄把上百亿元的资金，在极短的时间内频繁划转、提现并套换外汇。由于危害税收征管罪属于行政犯罪，好象没有特定的受害人，因此，许多纳税人甚至包括税务部门和司法部门对危害税收征管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对从事危害征管犯罪者不是深恶痛绝，而往往施以同情之心。在税收执法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监督不力、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以补代罚”、“以罚代刑”。执法不严，打击不力的另一个表现是执法不公。在现实执法活动中，一些执法者有意或无意中将纳税人分成三六九等，高低有别。对于一些地位特殊的所谓“名人”、“红人”、“官人”往往不敢碰硬，使一些名人成为不受税法约束的特殊公民。使税法给人一种“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印象。执法不公的消极作用，不仅破坏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而且动摇了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陷入争先恐后的偷逃骗税攀比中。
第四，纳税主体原因。在现阶段，由于历史思潮和现实因素的冲击，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较差，甚至连税收的起码常识都十分欠缺，公民纳税意识出现了不应有的扭曲。有的人认为，个人不需要国家投资而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或提供劳务所得的个人收入，应当不折不扣地归个人所有，税务机关依法征税是对私人财产及收入的一种额外剥夺，不合理；还有“权大于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偷税不谋私则不算犯法”的小集体观念以及“偷漏税可以减轻企业亏损”的错误观念等等。
二、涉税犯罪的特点
研究涉税犯罪的预防对策，有必要先分析一下涉税犯罪的特点。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实施后，从公安机关办理的涉税案件来看，存在以下特点：
1、 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社会危害极其严重。从97年协办“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税案开始，涉税金额不断加大。金华税案以虚开金额9亿元而号称第一，但这一记录不久就被打破。北京陈学明特大虚开发票案、上海青浦、崇明特大虚开发票案、直至“807”潮阳、普宁特大虚开发票案，虚开金额已达323亿元，骗税42亿元，号称世纪税案。
2、 内外勾结，共同作案。税务干部和外单位人员相勾结，利用工作便利，盗窃发票、骗取出口退税、不法抵扣税款，让人防不胜防。我市国税局某基层分局原征管员李枫，于1995年12月至1998年1月间，利用职务之便，乘为本分局保管和代班为用户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机，私自截留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发票提供给他人虚开，从中牟取非法利益，后因李枫岗位变动，才被他人发现而案发。李枫作案时间之长，作案次数之多，造成后果之严重，令人发思。
3、 犯罪手段专业化、智能化、狡诈诡秘。犯罪嫌疑人有的事先就用假身份证注册公司，案发后遁逃无影无踪；有的利用电脑破译电脑发票的密码，伪造假增值税专用发票；有的用药液“洗票”，将取得的小额发票洗去字迹和印章，用于为他人虚开，以牟取暴利。2002年8月，我局成功破获了以犯罪嫌疑人杨元兴为首的特大非法出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团伙案件，系典型的“洗票”案件，共抓获涉案人员12人，涉案税款450余万元。该团伙分工明确，作案手段比较隐蔽，成员之间相互不联系，由杨元兴集中分工和分赃，有成员专门以加油的名义，从加油站取得小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超过百元）；有的成员专门负责用特定的液体，洗掉小额发票上的内容和公章，变成空白发票；有的成员专门负责寻找受票单位，按票面价税合计的3%－8%收取开票费。
4、 作案跨区域流动，涉及的行业多、部门多。当前，不仅存在一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一般公民危害税收征管罪的问题，而且一些国家机关、税务、海关、外贸等部门的部分工作人员也接受贿赂，支持、纵容、包庇不法分子进行偷税、抗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用于骗取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等犯罪活动。许多单位和个人互相勾结共同从事危害税收征管的行为，共同犯罪近年呈上升趋势。并且跨地域作案在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犯罪和以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抵扣税款等犯罪中表现最为突出。跨省骗税大案屡见不鲜，往往是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手法，到甲地购货，到乙地报关，到丙地退税。
5、 案情错综复杂，查处工作难度增大，单位犯罪呈上升趋势。潮阳、普宁特大虚开发票案公布的案情中显示，在潮阳、普宁特大虚开发票案中，“807” 工作组动用了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等13个部门的空前力量，“807”工作组前后检查的1142户企业中，827户是虚假企业，有虚开和偷骗税问题的占98.33％。工作组向全国发出1万多份发票协查函，9000多份证实是虚开。“807”工作组共检查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其中伪造的有8.8万份，涉嫌偷骗税42亿元。
三、预防涉税犯罪的对策
　　涉税犯罪产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防范和治理危害税收征管罪，也是一个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要预防涉税犯罪发生，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 加强税法宣传，深化税制改革。
2001年5月1日国家颁布了新的《税收征收管理办法》，我们应该趁此契机，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税收法制宣传，强化纳税意识。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税务部门除了要搞声势浩大的“税务宣传月”、发放宣传材料、广播电视广告咨询外，还要从基础抓起，把税法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通过发放税收教育教材，开展税收征文和税法影片巡映等形式，使税收教育渗透到各个阶层和领域，争取收到较好的税法宣传效应。
完善税收征管制度也将对防止涉税犯罪起着重要的作用。完善税收征管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如1994年实行增值税凭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制度后，对抵扣税款的稽核能力估计过高，税收征管计算机化程度低，造成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多发。１９９６年国家税务局发出通知取消手工填写的十万元版和百万元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将之纳入防伪税控系统，现在，防伪税控系统已推进到十万元版发票领域。实践证明，这是防止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有效措施。全国正在建设的“金税工程”，将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把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征收、发票管理到纳税检查等纳税的各个环节都实行计算机管理，依托计算机对征收管理的全过程实施监控。这是新时期预防犯罪的又一重要措施。
第二、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机制，堵塞犯罪漏洞。为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的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今后还将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税务干部面临着更新知识、提高执法水平和提高征管工作效能的新形势。税务干部是代表国家行使职能，税务干部素质的高低、能否依法办事，直接影响着纳税人的纳税心理和纳税意识。在改革征管模式、建立起充分应用计算机征管模式过程中，需要一支熟悉财务会计、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懂得和操纵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税务干部。当前，税务机关已经实行征收、管理、稽查三分离，从体制上实行了相互制约，还要在系统内部逐步实行税务干部家庭财产和收入申报制度、基层岗位轮换制度、征管监察制度、集体审批减免税制度等措施，堵塞犯罪漏洞。
第三、加强对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打击力度。修订后的刑法设专节规定了“危害税收征管罪”。比较全面系统地规定了各种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罪状、法定刑，为职能部门打击涉税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要对付日益增多的税收违法犯罪，必须加大对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打击力度，主要是严格执法，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 坚决纠正税收执法中的“有法不依”，“以罚代刑”的现象。现在发生了税务违法案件，主要存在“有法不依”，“以罚代刑”的现象。该处理的不处理，该罚款的不罚款，该移送的不移送。为有效地打击涉税犯罪，决不能以补税、罚款了事，而必须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该判刑的一定要判刑，该重判的一定要重判。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才能有利于打击犯罪，预防犯罪。
2、 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和手段，进一步理顺协查工作关系，提高办案效率。在打击各种利用发票犯罪活动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各级公安机关在打击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要以查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为重点，这种犯罪涉及金额大，并且与偷税、骗取出口退税等涉税犯罪有直接联系。涉税犯罪由于涉及面广，加强全国公安机关协作办案相当重要。我国现阶段负责对涉税案件查处的部门还不统一，有的省是成立“税警大队”，有的是成立的“税侦处（室）”，有的成立的“驻税办公室”，有的是成立的“税务案件联络室”，有的隶属刑警，有的隶属经侦，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案协作。出于理顺工作关系，提高效率的考虑，成立一支专门的警察队伍，从事涉税犯罪侦查和税收治安处罚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 加强公安、税务机关的协作，共同防范涉税犯罪的发生。税务机关在纳税人登记时，就可以与公安机关合作，核实纳税人注册登记的身份的真实性，杜绝虚假企业冒领增值税专用发票，从源头上控制犯罪的发生。公安机关查处的利用专用发票犯罪案件，需要查明发票有关情况的，可以直接函请当地税务机关协查，各有关税务机关应当充分运用发票交叉稽核的手段给予认真协查，并及时将协查结果函复请求协查单位。公安与税务机关，要制定工作联系制度，定期通报涉税违法犯罪情况，共同分析、研究涉税违法犯罪的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提出防范、打击涉税违法犯罪的对策和措施。
4、 严密法网，加大对涉税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目前，我国刑法虽然用12个条文明确了什么是涉税犯罪行为，但从实践来看，还是规定的远远不够，造成工作中无法可依。根据我国现在的法律，对持有假增值税专用发票这类行为，就无法处理，而这种行为，比持有假币更具有危害性，一张假币，给人造成的损失最多100元，但一张假发票，往往可以造成几万元的国税流失，甚至几十万，但就这行为，连违法都谈不上，法律显得特别苍白无力，所以急需完善法律，重拳打击涉税犯罪，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提供服务。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
邮　　编：213004
E-mail:jsczmxy@126.com

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办法

　　（2001年7月26日厦门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2001年9月21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5号）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办法》已于2001年7月26日经厦门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于2001年9月21日经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办法》的决定

（2001年9月21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办法》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其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予以批准，由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实施。


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一条　为做好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包括：



　　（一）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书面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二）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依法提出的议案，经主席团决定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的；



　　（三）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依法提出的议案，经主席团交付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后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的；



　　（四）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书面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三条　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是依法执行代表职务，代表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监督国家机关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



　　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有关机关和组织（以下统称承办单位），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认真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第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负责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登记、交办、督办、检查等具体工作。第二章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



　　第五条　代表应当与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积极提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六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



　　第七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由代表一人提出，也可以由代表联名提出。



　　第八条　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一事一议，标题明确，内容具体，书写清楚，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印制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专用纸所列的项目填写，并亲笔签名。第三章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交办



　　第九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按照其内容，由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于闭会之日或收到之日起7日内分别交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厦门海事法院及其他机关和组织研究办理。



　　交市人民政府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确定具体的承办单位，并于收到之日起14日内交办。



　　第十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需要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办理的，交办时应确定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



　　第十一条　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交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同时抄送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



　　第十二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涉及具体司法案件的，不适用本办法规定的办理程序，由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承办单位对承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及时研究，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应当在收到之日起7日内，向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说明情况，经同意后及时退回，不得滞留或自行转办。



　　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对承办单位退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在收到之日起7日内重新确定承办单位并交办。第四章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



　　第十四条　承办单位应当重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列入本单位的议事日程，确定主管领导和承办人员，认真研究处理，保证办理质量。



　　第十五条　对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由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研究办理；必要时由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厦门海事法院的负责人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研究办理。



　　第十六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由两个以上部门共同办理的，主办单位应当主动与协办单位联系和协调，并负责答复；协办单位应当密切配合，协同办理。



　　第十七条　承办单位对于内容相同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合并办理，但必须分别答复代表。



　　第十八条　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重在解决问题，并遵循以下原则：



　　（一）应当解决且有条件解决的，应尽快解决；



　　（二）应当解决而受条件限制暂不能解决的，应列入下一年度或今后的工作计划，在计划期限内解决；



　　（三）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或受条件限制确实不能解决的，应实事求是地向代表说明情况，作出解释；



　　（四）属于上级有关机关或组织职权范围内的，应及时向上级有关机关或组织反映，并向代表说明情况。



　　第十九条　承办单位在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过程中，应当密切与代表联系，通过走访、座谈、邀请视察等方式，充分听取和征求代表对办理工作的意见和要求。



　　第二十条　承办单位对代表要求为本人和当事人保密的，应当为代表和当事人保密。



　　第二十一条　承办单位应当在交办之日起3个月内就办理情况和意见作出答复；需要延长时间的应向代表说明理由，并报经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同意，但所延长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



　　第二十二条　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的答复，应当按照统一格式行文，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加盖公章后，送交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交办的，应同时抄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答复件由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送交有关代表征求意见。



　　代表收到答复件后，应当对办理结果提出意见并及时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



　　第二十三条　代表对承办单位办理结果不满意的，可以提出书面意见，交由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督促承办单位重新办理。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交办的，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应通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承办单位应当在1个月内将重新办理情况作出答复。



　　第二十四条　承办单位对答复代表予以解决的事项，应当及时组织实施。第五章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的检查监督



　　第二十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情况进行视察、检查。



　　市人大常委会在组织对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厦门海事法院进行工作评议或述职评议时，应当将被评议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情况列为评议的内容。



　　第二十六条　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应深入承办单位，了解检查办理情况，必要时可会同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进行检查监督。



　　第二十七条　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向承办单位了解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或者约见承办单位主管领导，提出意见；也可以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依法提出询问、质询。



　　第二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对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第二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厦门海事法院应在下次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分别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应将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综合情况报告印发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三十条　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成绩显著的承办单位和人员，由市人大常委会或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表彰。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承办单位和人员，市人大常委会或有关主管机关可以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市各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